记者今天（12月20日）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获悉，近期，基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航空遥感系统”建设的新舟60遥感飞机和奖状遥感飞机搭载航空冰雷达与三维激光雷达，在甘肃省老虎沟12号冰川、七一冰川、宁缠河3号冰川开展了冰川透视探测。这是我国首次基于航空冰雷达技术开展典型冰川储量调查，可以为河西走廊各流域水资源管理和决策、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提供关键数据支撑。
△七一冰川表面数字高程模型
本次调查自2024年9月至11月，共有效飞行13架次，采集原始数据5.6TB，取得了冰川表面数字高程模型（DEM）、冰川底部基岩数字高程模型（DEM）、冰川剖面图、冰川储量、冰川三维透视图及3个典型冰川储量等成果，并结合探地雷达（GPR）测量数据完成了冰川厚度准确度评价，圆满完成了项目各项任务。
至此，由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航空遥感中心承担的“2024年度甘肃省典型冰川航空冰雷达透视探测项目”顺利通过验收。验收专家组给予项目高度评价，指出该项目首次实现了复杂地形条件下的复式山谷冰川冰厚测量，总体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航空冰雷达是一种搭载在飞机上对冰川进行透视观测的雷达，通过向冰川发射低频段电磁波，例如P波段或VHF波段，接收冰川表面和冰底基岩的散射回波，经过处理和反演得到冰川厚度及储量信息。
早期地球生物多样性宏演化的空白。
“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生命起源与演化，是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曾列出的125个重大科学问题之一。
中国科学家最新发表的一项相关研究成果填补了早期地球生物多样性宏演化的空白，并为探索地外生命是否存在以及宜居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借鉴。
澎湃科技获悉，前述研究成果于12月20日凌晨在线发表在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该研究由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唐卿研究员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沈树忠等科研人员与中外多家科研单位合作完成。
化石是记录生命演化的最直接证据。研究团队耗时六年时间创建了目前全球数据最全、信息量最大的早期地球古生物地层数据库、全球首个早期地球化石大数据平台，并采用“超算+AI”等分析方法，绘制出迄今第一条早期地球高精度生物多样性曲线，揭示了地球从20亿年前到5亿年前——约15亿年的高精度生物多样性演化历史。
早期地球高精度生物多样性曲线。
在新闻发布会上，唐卿研究员表示，未来如果有新的相关化石文献发表，将录入到前述数据库中，以更新其数据信息。
作为所有现代高等生物的祖先，早期生命是如何逢凶化吉，幸存，并演化至今的？
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第一个可信的真核生物化石在约17亿年前出现后，其多样性一直保持较低但稳定增长的模式。
直到约7.2亿年前全球性大冰期的出现，打断了生命演化的原有进程。
示意图：埃迪卡拉生物群。(Xiao and Laflamme 2009)
随着大冰期事件的结束，地球物种多样性开始迅速增加并且频繁发生波动，造成多次生物大辐射和大灭绝事件。其中包括约6.35亿年前到5.8亿年前的生物大辐射事件，以及紧随其后发生的生物演化史上第一次大灭绝事件，导致当时的优势类型—带刺的微体生物大量灭绝。
在此之后，形态更为复杂的宏体生物（包括动物）迎来了快速辐射。但这些复杂宏体生物在埃迪卡拉纪末（约5.51亿年前至5.39亿年前）又遭遇了两次明显的多样性下降，代表了动物演化史上最早的两次大灭绝事件。
该项研究首次用大数据方法定量化地揭示了早期地球15亿年的生命演化历程，定量勾画了复杂生命的起源、辐射、灭绝、再次辐射至现代生态系统形成的早期历史过程；也凸显了地表温度与氧气含量等环境因素的骤变对早期地球复杂生命系统演化的巨大影响，这对科学家探索极端环境下的地外生命和评估未来地球的宜居性提供了重要参考。
论文链接：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dm9137
·如果无法获得大公司的战略投资，初创公司的生存将面临困难。未来能持续发展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公司可能不到10家。
从去年以来，具身智能（Embodied Intelligence）是继大模型之后人工智能行业内讨论热度较高的议题，在投资圈也是趋之若鹜。
大家对具身智能的前景充满期待，但深入产业观察，理想和现实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一位参与了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的科技投资人日前在接受澎湃科技（www.thepaper.cn）采访时直言，80%的投资人其实看不懂什么是具身智能，但行业发展趋势倒逼投资人理解“具身智能”这一概念。 透过行业火爆的现象，可以看到很多硬核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譬如硬件同质化严重，具备真正的“可用性”的具身智能非常少。
特斯拉Optimus机器人演示。
近期，总部位于伦敦的人工智能投资公司 Air Street Capital 发布了最新的人工智能状况报告“The State of AI 2024”，报告对2025年做出十大预测，其中指出，由于难以实现产品市场契合，市场对人形机器人的投资水平将下降。
投资人的热情与纠结
什么是具身智能？北京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总经理熊友军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具身智能与机器人之间的关联。他说，“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结合的产物，它是‘长了身体的智能’，标志着技术发展的一个巨大进步。”他认为，具身智能能够直接与物理世界进行交互，将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目前业内普遍认为，人形机器人是具身智能落地的最佳硬件载体，持有类似观点的不乏顶级技术专家和科技巨头，包括斯坦福大学教授李飞飞、美国知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英伟达CEO黄仁勋等。
国内资本市场敏锐地捕捉到了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潜在价值，在今年上半年，大量资金涌入这一赛道。譬如成立仅一年的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公司（以下简称“银河通用”）今年获得美团、商汤等知名互联网企业7亿元人民币的天使轮投资后，又获得港投公司的天使+轮次投资。由华为天才少年“稚晖君”创立的智元机器人，在过去一年时间完成七轮融资，估值已达到70亿元。事实上，很多机器人还在用PPT讲融资故事的时候就已经估值过亿。
Figure AI机器人
前述科技投资人指出，目前对于投资人来说，最大的障碍在于很多人其实也看不懂这个赛道，“可能80%的投资人并不理解。”让投资人很纠结的问题是，目前市场上的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硬件同质化严重，很多机器人公司使用的本体和其他组件都来自同一家上游供应商，如谐波减速器和电机等关键零部件，能快速实现组装。“
在硬件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机器人的抓取能力和动作灵活性完全依赖于“大脑”的智能化程度。最终决定机器人能力高低的是依托于软件的智能泛化能力。只有拥有强大的泛化能力，人形机器人才能适应各种任务场景，具备真正的“可用性”。然而，在这位投资人看来，就泛化能力而言，目前还没有哪家机器人公司的具身智能产品可以真正通过商业化的概念验证。
上海市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上海交通大学清源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毅告诉澎湃科技，即便投资市场表面上火热，人形机器人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仔细观察会发现，行业内大多数还停留在“Demo”阶段，能真正落地商用的非常少。
“未来持续发展的具身智能公司或不到10家”
理想画面中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搭载大模型，能够完成端到端的自主学习，掌握工作技能。在工厂的仓库中，机器人可以自由穿梭，精准地挑选、分类和放置物品，高效而准确。但现实与理想还有差距。
刘志毅表示，“现在大部分所谓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对外展示看上去更像一间样板房。”他指出，目前市面上确实能看到特斯拉、Agility、Figure AI等公司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频繁动作，投资界和媒体的讨论也非常多。机器人的动作控制、基础抓取能力以及倒红酒、煎鸡蛋等细分场景的展示，让人眼前一亮。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机器人所做的事情差别不大，缺乏新意。机器人进入工厂工作，在性价比、稳定性和适应复杂环境的能力等方面仍有诸多难题待解。
即便当前许多机器人企业比如智元机器人、特斯拉等在融资后宣布进入小批量量产阶段，但实际来看，大部分量产主要集中在面向科研、高校等研究机构，距离真正的规模化应用仍然遥远。
EX机器人总裁、中国机器人协会副会长李博阳曾表示，机器人公司需要考虑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能做出可批量生产的产品。首先要考虑市场是否真的有需求，如果做的是一个伪需求的项目，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实现批量化生产。
“现在很多机器人企业的产品，在需求场景下还没有达到可用的状态，这意味着它们还没有达到量产的阶段。”李博阳称，无论现在是否真的“百花齐放”，现阶段应先考虑机器人是否可用、能否卖出去，再考虑降成本、批量化生产。
刘志毅向澎湃科技表示，距离理想中的大规模生产、广泛应用阶段还很遥远，保守估计需要5-20年分阶段过渡。“目前这些机器人，无论是轮式、双足还是带有灵巧手的，想要实现大规模生产都非常困难。”他指出，要建立大规模生产的供应链体系，所需资金投入巨大。
刘志毅估计2024年上半年公开表示在做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公司可能已超过70家，但未来能持续发展的可能不到10家。如果无法获得大公司的战略投资，初创公司的生存将面临困难。
前述投资人预计，在理想状态下，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产线实现批量生产大约需要五年，进入家庭市场可能需要十年左右。不过，现实难以预估。“说实话，这个赛道更像是一种信仰投资，你相信即可。”
截至11月22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9421.3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46.95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8761.86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74.99亿元；两市合计18183.24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121.94亿元。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联合国外的多个研究团队，在镍基高温超导体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进展。科研人员利用国家“十二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SECUF），在镨（Pr）掺杂的双镍氧层钙钛矿材料（La2PrNi2O7）多晶样品中同时提供了高压下实现块体高温超导电性的两个关键实验证据，即零电阻和完全抗磁性，澄清了目前双镍氧层钙钛矿材料（La3Ni2O7）中高温超导电性起源和体超导的争议问题，并揭示了微观结构无序对高温超导电性的不利影响。这一工作对于镍基高温超导材料的进一步优化设计与合成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将推动镍基高温超导体的研究进程。相关科研成果北京时间10月2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的六面砧高压实验站和强磁场核磁共振实验站的实物照片，以及La2PrNi2O7多晶样品的高压结构演化和超导相图。
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SECUF）位于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建设的国家十二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也是怀柔科学城第一个开工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023年初全面投入试运行。目前，SECUF已建成国际先进的集极低温、超高压、强磁场和超快光场等综合极端条件为一体的用户实验装置，可极大提升我国在物质科学及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综合实力。
《芯片简史》书封。
芯片可以看作人体器官的延伸，它延伸了我们的大脑、眼睛、皮肤……
“芯片可以看作人体器官的延伸，它延伸了我们的大脑，因为它有计算和储存知识信息的能力；它也延伸了我们的眼睛，因为它有拍照能力；它还延伸了我们的皮肤，因为它有感知能力……”芯片不是一项孤立的技术，它与人类和环境共同构成了一个彼此依存的世界。
汪波博士
近日，资深芯片研究专家、《芯片简史》作者汪波博士在接受澎湃科技采访时，对芯片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作出了上述表述。
芯片自诞生迄今，不过60多年的时间，却已“带领”人类告别信息闭塞和诸多不便的时代。如今，芯片产业的发展处于瓶颈之中，如何应对“极限”挑战？
芯片危机
芯片是指由半导体构成的集成电路。半导体是一类特殊的导电材料，而集成电路则是半导体器件的集合。
芯片由一大张晶圆分割而成，体积很小，常常是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的一部分。
如果把晶圆体看成一本书，半导体便是造纸的原材料，芯片则是一页页纸张。
1965年，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提出，依据成本最低原则，芯片上的元件数量将以每年翻倍的速率增加。
1975年，他将翻倍周期修改为两年。在这种增长节奏的推动下，人类先后进入了PC时代、互联网时代和AI时代。
但功耗、内存、开关频率以及算力瓶颈等问题，正滞缓摩尔定律的前进。更为重要的是，摩尔定律受量子力学的限制，晶体管的尺寸正逼近物理极限。“当晶体管小到原子尺寸时，量子效应会发生作用，电子会从原子中逃逸出去，晶体管就无法正常工作，芯片也会失效。”
对中国而言，汪波认为，“目前非常紧迫的（问题），一个是，先进的光刻机我们买不到。另一个是，先进的GPU我们也买不到。”
光刻机是制造芯片的关键技术支撑。光源发出的紫外光通过印有电路图形的掩模板，对涂有光刻胶的晶圆片进行曝光，被光照射到的光刻胶发生化学反应，这样掩模板上的电路图形就转移到了光刻胶上，进而通过刻蚀使得晶圆表面也形成了电路图形。光刻是芯片制造流程中极为关键的一步，其精度决定了芯片加工能达到的最小尺寸。
由于前期技术投入的疏忽以及起步较晚，中国目前尚未造出先进的EUV光刻机。
GPU(Graphic Processing Unit)即图形处理器，本来是一种显示芯片，用于加速计算机上的图像处理。但由于GPU 可快速执行数学计算，能使某些计算的运行速度比在CPU上运行快10至100倍。这一特性使GPU成为推动机器学习 (ML)、人工智能 (AI) 和区块链等新兴和未来技术发展的重要工具。
随着西方对中国在GPU领域的技术封锁，许多国内公司转向了自研GPU。但相较于国际巨头AMD和英伟达（NIVIDIA），国产GPU在性能上仍有较大差距。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对芯片集成电路领域的人才培养。”汪波坦言，“我们过去培养的人才不多，而且很多都转行去了互联网等更高薪的行业，加剧了今天芯片领域的卡脖子问题。”汪波认为，人才培养需要花大量时间、长久地积累经验，以及建立完善的实验线，“成本非常大，但我们必须进行这样的培养。”
应对危机，需要坦诚的创新与叛逆
“应对芯片危机，我们需要原始创新，而唯一的方法是诚实地面对现实和历史。”在汪波眼中，这种诚实意味着实事求是地面对当下芯片升级发展的阻碍，认清芯片发展的规律，脚踏实地，做好长期应对难题的准备。
汪波认为，摩尔定律的终结是一件无须辩论的事情，那一天终究会来到。为了延缓那一天的到来，他提出了三种应对策略：一是“延续摩尔”，继续提高芯片中晶体管的密度；二是“扩展摩尔”，提高芯片的丰富程度、拓展芯片用途、集成各类专门芯片的功能；三是“超越摩尔”，探索MOS场效晶体管以外的新型晶体管，开发新的芯片品种。
汪波表示，当下应以“延续摩尔”为主线，同时不放松对其他路径的研究。通过立体堆叠、改变现有晶体管的工作模式、探索除硅之外的新材料等手段，继续提升芯片的性能和算力。
创新的发生无法预测， 但往往是从已有的脉络着手。汪波表示，可以从技术底层寻求突破，构思出不同于现有硅晶体管的新器件，从而改变芯片的架构和应用。同时应该顺应应用驱动的趋势，从应用需求中寻找新的突破点，进而优化甚至发明新的芯片。
芯片的发展史是一部创新史和叛逆史。”汪波在书中强调，“要不盲从，不畏惧，从否定中汲取能量。”
汪波博士接受采访。
他以肖克利发明结型晶体管的故事为例。肖克利作为贝尔实验室晶体管研究小组的组长，却被两个手下巴丁和布拉顿抢先发明了第一个晶体管——点接触晶体管，他因此遭受了很大的心理挫折。但肖克利并没有一味沮丧，而是把失败当作进步的垫脚石，埋头思考巴丁和布拉顿的点接触晶体管存在的问题、如何加以改进，最终成功发明了双极结型晶体管（BJT），成为后来30年间的主流晶体管结构。
汪波表示，只要创新和叛逆不停止，芯片产业就一直在前进的路上。正如摩尔本人所说，一切已成事，皆可再超越。“对否定的否定，也是一种创新。”
近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找到的3颗火山玻璃珠，证明月球上的岩浆活动可以追溯到1.2亿年前。这一研究结果再次刷新了人们对月球岩浆活动时限的认知，相关成果9月6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
月球喷发形成火山玻璃示意图
探究月球火山活动时限是研究小星体地质演化能力的前提，对月球样品的同位素年龄测定是探索月球火山活动时限的准确方法。2021年，我国科学家证明月球20亿年前仍然存在较大规模的岩浆活动，将此前认为的月球“寿命”延长了约10亿年。
3颗嫦娥五号火山玻璃珠的BSE图像及U-Pb定年结果
科研团队在约3克嫦娥五号月壤中挑选出约3000颗玻璃珠并开展了详细研究，根据前人对冲击玻璃和火山玻璃的区别经验，创新性地提出硫同位素特征可以作为区分玻璃珠成因的关键证据，识别出3颗火山玻璃珠并进行年代学研究，发现这3颗火山玻璃珠形成于约1.2亿年前。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院李秋立介绍，虽然在月球上没有观测到较大规模的晚期岩浆活动，但仍可能存在局部升温引起的小规模火山喷发。这一成果对重新思考月球热演化模型具有重要意义，为小型天体的火山活动演化持续时间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全球化业务的拓展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相比2000年，现在的全球化难度更大。”作为一位出海“老兵”，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影医疗”）海外业务部副总裁黄兆麟感慨颇多，非洲市场的投资是一种长期的价值投资，现在开始投入，虽然段时间可能难以见到回报，但会在未来两三年甚至五年后看到回报。
2018年，联影医疗宣布全面开启全球化后，选择美国、欧洲和日本作为第一阶段的重点区域。并开始布局非洲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陆续在阿联酋迪拜、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南非比勒陀利亚等地成立区域总部与子公司。
埃塞俄比亚华盛顿医院正在使用联影医疗的CT设备。
联影医疗日前公布的2024半年报显示，上半年，该公司国际市场收入达9.33亿元，同比增长29.94%，占营收比例达17.49%。截至目前，联影医疗产品已进入包括美国、日本、意大利、南非、印度等近80个国家和地区。
黄兆麟表示，尽管在许多人眼中出海非洲面临挑战，如货币贬值、疾病流行和治安问题，但过去几年，非洲的经济和医疗市场整体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市场潜力大，值得深入耕耘。“非洲的经济发展阶段与中国二三十年前相似，当地人无不想尽办法发展经济。尽管非洲市场容量比不上中国，但它有14亿人口，有较大潜力。”黄兆麟说。
然而，黄兆麟也指出，非洲市场的投资就高端医疗设备行业设备而言，短期内可能不会带来显著收益，现在投入可能需要两三年甚至五年才能看到回报。非洲大部分终端客户目前仍然对中国的高端制造和医疗设备持有不信任和质疑的态度，需要建立信任与品牌认知度。
黄兆麟坦言，在海外拓展过程中，人才是一个关键挑战。联影医疗在快速扩展海外市场时，常常面临跨文化沟通的难题。尤其是在工作节奏方面，外国员工往往难以适应中国企业的高效紧张工作方式。
此外，前期的市场拓展成本是无法避免的。首先是品牌认知和服务成本，许多客户更熟悉欧美品牌，而对中国品牌的了解较少。其次，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各地本地化的成本与挑战各不相同，选择优质且合适的合作伙伴尤为关键。特别是在代理商行业中，服务的成本尤为重要。黄兆麟表示，高端影像设备的试错成本非常高，客户会将联影医疗的设备与其他系统供应商进行比较，期望获得同样甚至更具竞争力的服务。
如何开拓非洲市场？黄兆麟称，核心还是产品技术，同时配以长期投入的战略决策、具有竞争力的整体服务方案。黄兆麟指出，中国医疗企业要扎根非洲有几点非常重要，第一组建起当地团队与地区子公司；第二和当地医疗机构、行业协会和专业人才建立合作；第三搭建系统性的服务培训的中心；第四积极参加当地主流的行业展会和交流活动；第五做长期的本土化布局。比如，自2022年首次与埃塞俄比亚华盛顿医院（WHC）合作以来，联影医疗将继续支持其二期医院的建设。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金融服务好科技创新是金融系统非常重要的战略任务，而当前科技金融服务需求量大，但科技金融供给较小，金融体系资源丰富，但科技金融资源不足。”在9月8日举行的2024WeStart全球创业投资大会主论坛上，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在发表题为《投贷联动机制与科技金融体系》的主旨演讲时表达了上述观点。
屠光绍在演讲中指出，从科创信贷来看，尽管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有所增长，但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偏低。2023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为13.64万亿元，仅占总贷款余额的5.63%。此外，从融资结构与科技行业的匹配来看，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强但科创企业的股权融资弱，我国历年股权投资总规模小于当年新增人民币贷款总量，2022年全国股权投资总金额占新增人民币贷款总量的6.14%。从PE投资周期与科创企业的成长期对比来看，短期资金资本较多但长期资金资本较少，PE投资资金需求量大但多元化不足，退出渠道不畅通，加之科创投资总体不足情况下，存在“资本扎堆”现象，这一系列问题使科技创新企业在获取金融支持方面存在困难。
屠光绍认为，科技创新型企业通常要经历从0到1，再到10、100甚至1万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中，投贷联动可以在每个阶段提供匹配的金融服务，帮助企业走过从研发到市场转化的过程。
他指出，投贷联动多年来没有发挥足够作用，银行信贷与创业投资的结合还没有充分实现，投贷联动的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
为什么要谈投贷联动？屠光绍强调，在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中，发展科技金融需要相应机制将大量的银行资源引导到科技领域，投贷联动是重要抓手。传统的链条模式可能无法提供充分服务，投贷联动可以更有效地推动创新创业，放大金融服务的效率。其次，投贷联动能发挥金融体系的整合作用，利用好银行资源并结合保险、基金等其他金融工具，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全面的支持。
为进一步完善投贷联动机制，屠光绍提出了以下建议：
其一，大力发展股权投资特别是风险投资。屠光绍认为，科技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银行贷款的支持，还需要扩大科技投资规模，提升科技投资能力，并支持各类投资主体，引导更多长期资金注入科技创新企业。
其二，健全投贷联动的模式和机制，从外部和内部投贷联动两个层面推进，发展混合投贷，促进银行与投资机构的合作，鼓励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形成多层次的资金支持体系。
屠光绍呼吁，推动商业银行经营有序转型，扩大信用贷款规模和发展知识产权等质押贷款，推进风投贷、并购贷，参与风投债市场，以更好地支持科技企业。
屠光绍指出，政府、市场和监管部门应加强协同，从市场机制、监管政策、政府资源三个方面优化投贷联动的发展生态，共同推动科技金融体系的发展。同时，政府的引导基金也对科技金融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一个人语言的边界，就是他世界的边界。”7月12日，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MOSS大模型负责人邱锡鹏在演讲中引用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
继公布《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MIT Technology Review Innovators Under 35，简称“TR35”）中国区入选者名单后，12日，2024中国科技青年论坛在上海市闵行区大零号湾科创大厦举行。
大数据时代如何解码生命的奥秘
“作为生命医学的从业者，进入大数据时代，我们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人类表型组研究院执行院长田梅在演讲中表示。
人类表型组微观与整体的复杂关联及其机制检验被列为中国科协最新发布的十大前沿科学问题之一。
表型是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些人体特征。
复旦大学人类表型组研究院建成首个跨尺度、多维度的表型组研究平台，关注和测量人体24000余个深度表型，形成队列。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人类表型组研究院执行院长田梅。
田梅表示，借助先进的影像技术，分子影像可以把人体内一些生物化学反应过程和变化进行“显像”。影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辅助诊断，而在未来成为医学诊断的金标准之一，“造就”透明病理学。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生物反应器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杨弋。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生物反应器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杨弋介绍了其团队在细胞代谢精准监控前沿技术和相关产业应用。细胞代谢前沿技术和工具创新在医学诊断、药物发现与生物合成等产业目前都已开展转化研究，为上海、长三角乃至全国的生物医药企业提供生物医药科技创新支撑平台。
杨弋带领团队发展了一系列细胞代谢的探针，可以定位到不同的亚细胞结构，从而能够通过成像的方法，对细胞代谢进行实时高分辨超快速分析。相关技术目前已应用在生物产品高效生物制造等领域，比如微生物天然产物药物合成代谢高产菌株的高效筛选，将筛选时间从数年大幅缩短至数周。此外，基于代谢即时检测技术被应用于精准抗衰老研究中。
西湖大学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雅婕分享了AI-BT-Chem助力生物催化剂的开发。
西湖大学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雅婕。
“新质生产力”电池
水系电池是指以水为电解液的二次电池（蓄电池）。
“新型水系电池可以代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复旦大学水系电池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晁栋梁在演讲中表示。
新型水系电池的开发面向“碳达峰、碳中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水系电池具有低成本、安全环保的特点，可火烧、刺穿、裁剪。在电池高密度能量发展遇瓶颈，电池安全要求越来越高的背景下，晁栋梁开发新型多电子反应电对，代替传统单电子反应，赋能电池开发。
复旦大学水系电池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晁栋梁。
晁栋梁表示，我国水系电池已有千亿级市场规模，在整个电池市场占比30%以上，但是能量都非常地低，低于60Wh/kg。复旦大学水系电池研究中心研发的技术都是100Wh/kg以上的能量密度，其应用从低速电动车到安全要求极高的基站、电动船，与锂电池形成优势互补。
智能无限：探索人工智能的未来
在12日下午“智能无限”主题活动中，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MOSS大模型项目负责人邱锡鹏分享了关于从大语言模型演进到世界模型的工作进展，以及对大语言模型未来发展的展望。邱锡鹏认为，“一个人语言的边界，就是他的世界的边界。”语言是人类智能对世界的压缩。基于此，他解释了大语言模型的原理：通过语言总结规律和知识，然后建立模型来学习知识，再用模型设计语言，用语言实现和世界的交互。
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MOSS大模型项目负责人邱锡鹏。
“建立世界模型，就是通过对生活环境的建模，不断预测未来状态，进而不断调整自身特点以适应环境。”邱锡鹏表示，将从高效架构、数据治理、人类对齐、工具增强、跨模态融合、智能体六个方面，进一步开发第二代的世界模型，不断打造高效、安全、可信的基础模型，同时探索实用、多元、复杂的应用场景。
曦智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沈亦晨表示，地缘政治是影响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7纳米往后的基于UV光刻机以及更先进的制程工艺的技术，现在越来越难以掌握。”他说。
跨越无限：构筑未来的关键是学科交叉融合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尤立星认为，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需要不停地学习，尤其是很大程度地交叉学习。但是，“交叉学习能带来颠覆性的技术，不一定能带来对市场的颠覆”，因此，学习的同时还要脚踏实地地做事，保持对现实市场的敏锐观察。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副教授眭亚楠表示，他认为学科交叉中最困难的是语言的不同：同一语言在不同领域的意思不同，这给在不同学科之间交流沟通时带来了很多问题。
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季力将学科之间、学科与产业之间的交叉比做X的交叉点。当找到交点时，意味着在该点达成了共识，能够推进交叉融合。但过了交点后，又将面临不同的评估体系或诉求。因此，需要及时切换不同的思维方式，培养行业“破壁”精神。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姜雪峰在总结致辞时表示，不应该为了交叉而交叉。每个人都像一棵树，最重要的是扎好自己的根。根向下扎得越深，树冠也就越枝繁叶茂，自然而然地把周围的树拉在一起，长成森林。当根还没扎深的时候，所有的交叉都只是昙花一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