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语言的边界，就是他世界的边界。”7月12日，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MOSS大模型负责人邱锡鹏在演讲中引用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
继公布《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MIT Technology Review Innovators Under 35，简称“TR35”）中国区入选者名单后，12日，2024中国科技青年论坛在上海市闵行区大零号湾科创大厦举行。
大数据时代如何解码生命的奥秘
“作为生命医学的从业者，进入大数据时代，我们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人类表型组研究院执行院长田梅在演讲中表示。
人类表型组微观与整体的复杂关联及其机制检验被列为中国科协最新发布的十大前沿科学问题之一。
表型是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些人体特征。
复旦大学人类表型组研究院建成首个跨尺度、多维度的表型组研究平台，关注和测量人体24000余个深度表型，形成队列。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人类表型组研究院执行院长田梅。
田梅表示，借助先进的影像技术，分子影像可以把人体内一些生物化学反应过程和变化进行“显像”。影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辅助诊断，而在未来成为医学诊断的金标准之一，“造就”透明病理学。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生物反应器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杨弋。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生物反应器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杨弋介绍了其团队在细胞代谢精准监控前沿技术和相关产业应用。细胞代谢前沿技术和工具创新在医学诊断、药物发现与生物合成等产业目前都已开展转化研究，为上海、长三角乃至全国的生物医药企业提供生物医药科技创新支撑平台。
杨弋带领团队发展了一系列细胞代谢的探针，可以定位到不同的亚细胞结构，从而能够通过成像的方法，对细胞代谢进行实时高分辨超快速分析。相关技术目前已应用在生物产品高效生物制造等领域，比如微生物天然产物药物合成代谢高产菌株的高效筛选，将筛选时间从数年大幅缩短至数周。此外，基于代谢即时检测技术被应用于精准抗衰老研究中。
西湖大学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雅婕分享了AI-BT-Chem助力生物催化剂的开发。
西湖大学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雅婕。
“新质生产力”电池
水系电池是指以水为电解液的二次电池（蓄电池）。
“新型水系电池可以代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复旦大学水系电池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晁栋梁在演讲中表示。
新型水系电池的开发面向“碳达峰、碳中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水系电池具有低成本、安全环保的特点，可火烧、刺穿、裁剪。在电池高密度能量发展遇瓶颈，电池安全要求越来越高的背景下，晁栋梁开发新型多电子反应电对，代替传统单电子反应，赋能电池开发。
复旦大学水系电池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晁栋梁。
晁栋梁表示，我国水系电池已有千亿级市场规模，在整个电池市场占比30%以上，但是能量都非常地低，低于60Wh/kg。复旦大学水系电池研究中心研发的技术都是100Wh/kg以上的能量密度，其应用从低速电动车到安全要求极高的基站、电动船，与锂电池形成优势互补。
智能无限：探索人工智能的未来
在12日下午“智能无限”主题活动中，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MOSS大模型项目负责人邱锡鹏分享了关于从大语言模型演进到世界模型的工作进展，以及对大语言模型未来发展的展望。邱锡鹏认为，“一个人语言的边界，就是他的世界的边界。”语言是人类智能对世界的压缩。基于此，他解释了大语言模型的原理：通过语言总结规律和知识，然后建立模型来学习知识，再用模型设计语言，用语言实现和世界的交互。
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MOSS大模型项目负责人邱锡鹏。
“建立世界模型，就是通过对生活环境的建模，不断预测未来状态，进而不断调整自身特点以适应环境。”邱锡鹏表示，将从高效架构、数据治理、人类对齐、工具增强、跨模态融合、智能体六个方面，进一步开发第二代的世界模型，不断打造高效、安全、可信的基础模型，同时探索实用、多元、复杂的应用场景。
曦智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沈亦晨表示，地缘政治是影响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7纳米往后的基于UV光刻机以及更先进的制程工艺的技术，现在越来越难以掌握。”他说。
跨越无限：构筑未来的关键是学科交叉融合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尤立星认为，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需要不停地学习，尤其是很大程度地交叉学习。但是，“交叉学习能带来颠覆性的技术，不一定能带来对市场的颠覆”，因此，学习的同时还要脚踏实地地做事，保持对现实市场的敏锐观察。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副教授眭亚楠表示，他认为学科交叉中最困难的是语言的不同：同一语言在不同领域的意思不同，这给在不同学科之间交流沟通时带来了很多问题。
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季力将学科之间、学科与产业之间的交叉比做X的交叉点。当找到交点时，意味着在该点达成了共识，能够推进交叉融合。但过了交点后，又将面临不同的评估体系或诉求。因此，需要及时切换不同的思维方式，培养行业“破壁”精神。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姜雪峰在总结致辞时表示，不应该为了交叉而交叉。每个人都像一棵树，最重要的是扎好自己的根。根向下扎得越深，树冠也就越枝繁叶茂，自然而然地把周围的树拉在一起，长成森林。当根还没扎深的时候，所有的交叉都只是昙花一现。
·癌细胞的生长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远非单一的饮食因素可以解释或治愈。
网络媒体上，有许多人分享自己或亲人通过神奇的自然疗法治愈癌症的经历，但没有证据表明其科学性和普遍性。
癌症能通过饮食来治疗？当地时间2024年7月1日，《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发布了一篇题为《伪科学的癌症饮食危害人类健康，坚持经科学验证的医疗方法》（Quack Cancer Diets Endanger People. Stick to Science-Backed Medicine）的文章，指出公众对于某些食物能够治愈或预防癌症存在普遍误解。
“癌症诊断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恐惧，以至于一些看似神奇的疗法永远不会失去关注。”文章写道。作者举例，今年5月，一条推文描述了一个“医学奇迹”：一名患有乳腺癌的妇女因逃避化疗，用特殊的饮食方案治愈了癌症。这条推文呈病毒式传播，数百万人接受了这种说法。但是这条推文掩盖了一个事实：这名妇女接受了手术。
“对于患者和亲人来说，承诺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以治愈或预防是很吸引人的，这很容易理解。但这些所谓的治疗方法远非癌症患者的护身符，反而常常充满潜在危害。”文章写道。
2023年11月，该文章的作者大卫·罗伯特·格兰姆斯（David Robert Grimes）与外科医生、癌症幸存者莉兹·奥里奥丹（LizO’riordan）共同撰文讨论了癌症的“饮食神话”：一些饮食疗法的支持者认为，糖或碳水化合物能够“喂养”癌症，引发了用高蛋白生酮饮食或全肉饮食治愈癌症的倡导；另一些人认为，酸性环境有利于癌细胞生长，提倡碱性饮食或纯素饮食以预防癌症。
“这些说法是错误的。”格兰姆斯在《科学美国人》文章中指出，这些说法均源自对癌症生物学的误解。健康组织中，细胞通过有氧呼吸获得能量，产生大量的三磷酸腺苷（ATP）。相比之下，肿瘤细胞倾向于进行糖酵解，即在缺氧条件下利用额外的葡萄糖产生少量ATP，并产生一种使肿瘤微环境呈酸性的副产物。这种现象被称为“沃伯格效应”，最初由德国医学家奥托·沃伯格（Otto Warburg）在1924年发现。当时他认为这种糖酵解的转变可能会导致癌症。然而，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这种转变并不是癌症的原因，而是癌症所产生的结果。癌细胞的生长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远非单一的饮食因素可以解释或治愈。
网络媒体上，有许多人分享自己或亲人通过神奇的自然疗法治愈癌症的经历，但没有证据表明其科学性和普遍性。格兰姆斯在文章中说，相比传统的有效治疗方法，转向替代疗法和补充疗法的患者通常面临更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导致更高的死亡风险。
“尽管癌症很复杂，但癌症的存活率在逐年提高。今年，癌症疫苗已经取得了非常有希望的进展，还有更多进展即将到来。但社交媒体时代的黑暗现实是，关于癌症的错误信息盛行，给患者带来了严重的危险。我们对‘江湖骗子’和‘傻瓜’的最好保护始终是健康的怀疑。”格兰姆斯写道。
参考资料：
1.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quack-cancer-diets-endanger-people-stick-to-science-backed-medicine/
2.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onc/article/PIIS1470-2045(23)00483-7/abstract
·从超级对齐团队解散，到引入Indent团队，再到成立由董事会主导的安全委员会，从这一系列的行动中不难看出，OpenAI在安全与商业的博弈中，逐步向后者倾斜。山姆·奥特曼正在把OpenAI向商业化的道路不断推进。
从首席科学家伊尔亚·苏茨克维（Ilya Sutskever）离职到旨在解决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问题的“超级对齐”团队被传解释，OpenAI近期纷争不断，似乎是为了回应外界对于其安全治理的质疑，5月28日，OpenAI在官网宣布该公司成立安全与安保委员会（Safety and Security Committee），同时宣布他们已经开始训练下一个前沿模型，并预计由此产生的系统将“把我们带到通往AGI的下一个能力水平”。
OpenAI发布的公告
新的安全治理团队
据OpenAI发布的公告，上述安全与安保委员会由董事布莱特·泰勒（Bret Taylor，主席）、亚当·德安杰罗（Adam D'Angelo）、尼克·塞利格曼（Nicole Seligman）和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首席执行官）领导，该委员会将负责就OpenAI项目和运营的关键安全和安保决定向董事会全体成员提出建议。
布莱特·泰勒、亚当·德安杰罗都是去年年底山姆·奥特曼回归OpenAI后组建的新董事会成员。其中担任主席的布莱特·泰勒，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曾任Facebook首席技术官、Salesforce联席首席执行官。
OpenAI表示，安全和安保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将是在未来90天内评估和进一步发展OpenAI的流程和保障措施。在90天结束后，安全和安保委员会将与全体委员会分享他们的建议。在董事会全面审查后，OpenAI将以符合安全和安保的方式公开分享已通过建议的最新情况。
在公告中，OpenAI称，“虽然我们为构建和发布在能力和安全性方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模型感到自豪，但我们欢迎在这个重要时刻进行激烈的辩论。”
在人员构成上，除领导层外，OpenAI技术和政策专家亚历山大·马德里（Aleksander Madry，准备工作主管）、翁丽莲（Lilian Weng，安全系统主管）、约翰·舒尔曼（John Schulman，校准科学主管）、马特·奈特（Matt Knight，安全主管）和雅各布·帕乔奇（Jakub Pachocki，首席科学家）也将成为委员会成员。
此外，OpenAI还将保留并咨询其他安全、安保和技术专家以支持这项工作，包括前网络安全官员、为OpenAI提供安全建议的罗布·乔伊斯（Rob Joyce）和约翰·卡林（John Carlin）。
安全与商业的博弈
过去的几个月中，OpenAI的人员变动持续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尤其在OpenAI前首席科学家伊尔亚·苏茨克维（Ilya Sutskever）离职后，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在Ilya离职后，OpenAI负责安全的超级团队的联合主管杨·莱克（Jan Leike）也宣布离职，他在社交网站发布13条推文，公开自己离开OpenAI的真正原因，其中提及对AGI安全治理问题优先级不如推出“闪亮的产品”的不满，以及算力资源的分配问题。在两人先后离开OpenAI后，由他们共同领导的超级对齐团队也四分五裂。
据Vox报道，熟悉OpenAI的消息人士透露，安全意识强的员工已经对奥特曼失去了信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司内部人士说：“这是一个信任一点一点崩塌的过程，就像多米诺骨牌一张一张倒下。”
因而OpenAI在这一时间点宣布成立安全与安保委员会，更像是对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回应。
但从委员会的成员构成来看，OpenAI选择由公司内部人士组成这个委员会而非外部人员，对成员的职能范围也没有公开说明。有专家指出，OpenAI成立此类的企业监督委员会，类似于谷歌的高级技术外部咨询委员会，其实在实际监督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作为。所有报告将同时发送给领导层和董事会。虽然领导层是决策者，但董事会有权推翻决定。
此前，OpenAI已经招募了一家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数据安全初创公司Indent，提供数字安全的相关服务。5月23日，Indent的联合创始人、CEO阿福德·马丁（Fouad Matin）在X上宣布自己将加入OpenAI负责安全相关的工作。根据Indent团队在X上发布的信息，他们加入的是OpenAI的准备团队而非超级对齐团队，负责前沿模型的准备到客户的数据管理。
从超级对齐团队解散，到引入Indent团队，再到成立由董事会主导的安全委员会，从这一系列的行动中不难看出，OpenAI在安全与商业的博弈中，逐步向后者倾斜。山姆·奥特曼正在把OpenAI向商业化的道路不断推进。
5月30日上午，“浦江创新论坛——2024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市徐汇区开幕。研讨会为期两天。 澎湃新闻记者 吴跃伟 摄
科学是什么？科学是怎么发展的？应该发展什么样的科学？
对上述问题的探索与回答，致力于研究科学和科学活动的发展规律，进而促进科技政策的制订、科研管理的改进，以及科技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的学科被称为“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
上海是中国科学学的重要始发地。1980年，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成立，成为中国最早成立的科学学研究所，也一直是中国科学学的研究重镇。
2024年5月30日上午，《科学学上海倡议》发布。
30日上午，国务院参事贺德方与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尚玉英发表致辞，为“浦江创新论坛——2024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拉开序幕。
本次研讨会在上海市徐汇区召开，为期两天；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指导，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主办。
《科学学上海倡议》5月30日上午发布。澎湃新闻记者 吴跃伟 摄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联合参会嘉宾共同发布了《科学学上海倡议》，旨在推动科学学的与时俱进、咨政益世和合作共享。
该倡议称，“科学知识是人类共享的知识，科学事业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因此，发展科学学以促进各国广泛参与和深入交流至关重要。我们呼吁更充分的开放共享，呼吁更深入的国际合作。”
该倡议称，发展咨政益世的科学学。支撑决策者在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时遵循科学规律，更加有效地提升科技创新效能。
大会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冬梅研究员在主旨演讲中阐述了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的紧密联系。
大会还预告了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课题组即将发布的专著——《大国大城创新之路》，以及哥本哈根商学院组织系教授艾伦·欧文（Alan Irwin）编著的新书——《科学技术学百科全书》。两本新著作将为科技创新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迄今已成功举办九届，作为浦江创新论坛的专题研讨会之一，旨在打造国际科技创新智库交流对话平台，聚焦中国创新发展和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思想建议，并推动科技创新智库不断提升研究思想力、决策影响力和社会传播力。
附：科学学上海倡议
这是全球科学学的一个重要时刻。
近几年，许多国家开始重新重视科学学。一批专门资助科学学的项目相继设立；众多科学学的论坛和会议陆续出现；多个专门研究科学学的新机构宣布成立。
科学学是关于科学（此处代指广义的科学与技术）的科学，致力于研究科学和科学活动的发展规律，进而促进科技政策的制订、科研管理的改进，以及科技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近期科学学的快速发展，凸显了人们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解答科学是什么、发展什么样的科学、怎么样发展科学、谁来发展科学等一系列问题广泛而深度的关切。
新时期科学学的重新崛起，首先归因于科学技术的变革和新研究方法的开发。新一代信息技术、能源、材料与生物技术的深入融合，推动了新一轮科技变革加速发展，并且催生了新的科学范式、科研组织模式；科研活动日益数据化，加之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正推动新的科学学方法论出现。
新时期科学学的重新崛起，还源于科学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互更加复杂。科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越来越复杂的关联，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新问题迫切需要科学学来回答。
上海是中国科学学的重要始发地。1980年，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成立，成为中国最早成立的科学学研究所，也一直是中国科学学的研究重镇。今天，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举办的科学学会议，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新审视科学学的契机。科学学自上世纪兴起，在不断经历分化和整合之后，如今正进入新的跃升期，借此机会，我们与参会嘉宾联合发出：
l发展与时俱进的科学学。全球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能够用于解释、加速和规范科技发展的科学学，是当今科学学的重要职责。
l发展咨政益世的科学学。充分发挥科学学支撑决策的任务使命，支撑决策者在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时遵循科学规律，更加有效地提升科技创新效能，为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福祉。
l发展合作共享的科学学。科学知识是人类共享的知识，科学事业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因此，发展科学学以促进各国广泛参与和深入交流至关重要。我们呼吁更充分的开放共享，呼吁更深入的国际合作。
科学学从诞生之时起，就是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研究，是科学家与决策者共同推动的研究，我们呼吁政府、科技界、产业界、智库界等所有的相关方，携手构建全球科学学共同体，共同推动科学学快速创新发展。
科学学的明天会更好！
2024年5月30日，上海
北上资金今日净买入宁德时代3.04亿元、赛力斯2.14亿元，净卖出立讯精密3.26亿元、美的集团2.94亿元。
日前，图灵奖得主等世界人工智能前沿专家、国际知名人工智能公司等在北京针对AI安全展开专题研讨，推动促进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国际交流与深入合作。
与会专家表示，大模型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基本上是通过经验模式取得的，其背后的智能发生和涌现机理尚不清晰，随着人工智能水平的高速增长，风险也同步增长，已出现误用、滥用等一系列风险和挑战，当前国际社会对如何构建一个安全的人工智能系统仍知之甚少，人类面临着全新挑战。
图灵奖得主约书亚·本吉奥认为：科学还无法确保这些未来的人工智能系统是安全的，应该从现在开始，寻找科学的应对方案和全球性政治解决途径。北京智源研究院理事长黄铁军认为：人工智能的安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技术专家从保障AI安全的技术手段、技术措施方面开展讨论，对后续AI安全科研工作的推进有很大意义。
研讨活动在人工智能安全技术研究、产业实践、政府治理等方面形成初步共识，期待在中国建立国际AI安全领域的国际对话及交流机制，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可持续发展。
@人民日报 图
北京时间3月15日，“雪龙”号结束了本航次走航观测调查任务，至此完成了在南极半岛邻近海域、宇航员海、普里兹湾的海洋生物、水体环境、沉积环境、大气环境及海冰环境综合调查任务。此前，“雪龙”2号已于北京时间1月22日结束了大洋调查任务，完成了在阿蒙森海及邻近海域的综合调查。至此，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大洋作业顺利、圆满结束。
结核病是世界上最古老、最致命的传染病“杀手”之一。鲁迅曾患肺结核，林徽因的一颗肾脏因为罹患结核而被切除。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研究报告《2023年全球结核病报告》显示，中国的结核病负担居世界第三，仅次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2035年之前，我们能够终止结核病的流行吗？尤其是，我们能阻止耐药结核的传播吗？
这需要更大的投入。因为，需要更多的筛查，更早地确诊，更广泛地预防，需要更好的疫苗和药物。
更多人，尤其是更多年轻人，不管是患者、医生、政府官员、志愿者，都在向这一疾病进击，成为结核病的“终结者”。
3月22日上午，范琳医生（左二）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义诊。受访者供图
“吃”肺的细菌
2024年3月20日，春分。
上海市杨浦区，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结核门诊，二楼诊室走廊，坐满了人，站满了人。他们戴着口罩，带着CT影像胶片，希望重获健康。
范琳第二天要出差，还有个联合会诊，她提前和医院申请了换诊。
她是结核科主任医师、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位接一位患者进诊室咨询。她甚至来不及喝一口水。
对没办法接收住院的但需要透析的患者，她连打了几个电话，帮忙联系落实了其他医院。
傍晚快六点，她送走最后一位患者。整层楼安静下来。
回顾当天的坐诊，她说，年轻人有点多。
一位19岁的女孩从江西上饶过来，红着脸，话很少。母亲跟范琳说她的病情：十岁时就得过肺结核，变得很瘦，经过治疗，康复，现在刚考上大学，肺结核复发，休学。她觉得走路、上楼梯都没劲，吃饭也没胃口。
另一位15岁的女孩来复诊。她今年要中考了。复查结果是个好消息，她痊愈了，可以停药。
一位胖胖的小伙看起来蛮健壮，戴着口罩进来，说之前感染过结核，治好了。最近跑运输，有点累，突然咯血了。
“一定要注意休息，注意营养。”这是范琳对患者和家属叮嘱最多的话。
范琳告诉澎湃科技，导致肺结核的病原结核分枝杆菌，通过空气飞沫就能传播。尤其是正处于排菌期的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吐出来的痰里会呈菌阳性，可以培养出结核分枝杆菌。
作为常年和结核病患者接触的医务人员，范琳很注意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刚到结核科工作时，满三个月，范琳去体检，没感染，她很高兴。一年后又体检，也没感染，她开始放心。
现在，她每天坚持走一万步，或至少走路三公里；工作虽繁忙，但保持乐观。范琳说，性格是磨炼出来，学会谅解别人，学会换位思考。她遇到了太多难忘的结核病人。
3月20日，范琳医生在诊室内。背后是一位痊愈出院的患者送的感谢花束。
隐藏的病人：至少有40%的病例未能被诊断
一位从外地来的中年男子举着CT影像胶片问范琳，“我这是肺癌，还是结核？老家医生让我转院过来。”
范琳手里的住院单一张张增多。
住院，通过精准的检查及诊断工作，才能做出比较准确的评估及最后的诊断结果。
范琳表示，很多人感染结核之后，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连咳嗽都没有，而是在每年体检时发现的。但是，是肺炎、肺癌还是肺结核，确诊过程可能一波三折。
国际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40%的病例未能被诊断。与许多国家一样，“因症就诊”是当前中国结核病患者发现的主要方式。
“目前结核病防治面临的主要难题在于早期发现，结核病具有一定的隐匿性，约20%的疑似病例没有症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控中心主任赵雁林近日表示。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结核全球项目组副主任钱秉中表示，最新的研究表明，未就诊的病人导致的结核病传播占结核病社区传播的70%，因此主动筛查以及预防性治疗的策略对降低结核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重要作用。
除了感染者可能完全没有症状，不就医，也没有被筛查到，悄无声息，造成进一步传播，更可怕的是，结核还分敏感结核和耐药结核。如果扩散传播的是耐药结核呢？
“有一个数据，所有的耐药结核病人，只有接近1/4的人得到了治疗，还有3/4的人连诊断都没搞清楚，‘撒’在社会上。” 范琳说。
耐药结核的治疗更棘手。“弹药库”里称手的武器少。目前的药物一时半会儿杀不死那些潜藏在病灶里的耐药结核菌，服药时间要一年多，治疗费用动辄十万元、二十万元。
范琳表示，好在上海、江苏等地采取了特别措施，对耐药结核患者的医疗费用进行覆盖。各地有所不同。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义诊海报。
隐藏的焦虑
“结核病人太苦了！”范琳感叹。
她讲了两个故事，都发生在上海。
第一件事是在2020年。
女孩确诊结核病后治疗了一年，结果查到一个指标，是耐药结核。
复查时，发现病灶增大了。
范琳按照国家相关诊疗指南，给她使用了标准的抗耐药肺结核治疗方案，也告知了她可能的副作用。
服药大概一个月后，女孩在网络上找到范琳，反馈说吃药之后，精神恍惚，感觉整个人都在空中飘。
范琳叫她停药。“XX，把药停掉，你吃药吃出问题了，快把药停了。她说，‘我还能坚持。范主任，我挂了你下个礼拜一的号。等下礼拜一，我告诉你，我到底什么情况’。”
但女孩没来。
两个月后，突然有人用女孩的账号发来一条消息：她不在了。
经疾控部门确认，女孩跳楼离世。
范琳从来不知道那个女孩结婚了。每次来就医，那女孩都是一个人，没有任何家人陪同。
范琳表示，除了药物的副作用，结核病人还承受着很多的压力。学生可能因为感染结核，影响了学业，甚至中考、高考、考研。上班族因为感染结核，不得不请病假，甚至被辞退，或不再续聘。情侣因为感染结核而不得不避孕，或者流产，甚至分手。
焦虑显而易见。范琳表示，她接诊的患者中，大约30%的人有这样的情绪问题。政府、社会和家庭应该给予结核病患者更多的关注、支持和关爱。
是在一个梦想当警察的小伙子那儿，范琳深刻意识到结核病患者的焦虑。
小伙子二十几岁，2020年新冠爆发时，刚好参加招警考试。例行体检时发现有肺结核，当年没被录取，让他先把结核治好再说。
他特别想当警察，一般只有两次考试的机会，所以对病情非常重视。
“他肺结核确诊后。我们给开了药，使用的是标准四联方案，从9月份吃到11月份，复查CT，病灶没见好转。我说，怎么回事？是药一点没吸收吗？”
“他炸了，说，‘你是医生！你问我！你就这点水平，还问我？！’”
一说到焦虑，他哭了。回到家，也哭了一场。心情放开后，他慢慢乐观起来，早上开始跑步，睡眠饮食也明显改善。又过了两个月，病情好了一大半。
后来，小伙子如愿以偿。
热血：进击的医生和志愿者
张吉的微信头像是两个字：热血。
他是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公立卫生院的全科主治医师、公卫科科长，更是热心结核病医学科普的志愿者。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公立卫生院的全科主治医师、公卫科科长张吉2023年就举办了77场公益科普讲座。
仅2023年，张吉就在所属辖区内成功举办了77场公益科普讲座。他还和当地小学的学生合作拍摄了一段肺结核防控口诀的短视频。
张吉表示，因为结核病人的服药周期长，会有人忘了服药，甚至停药。在工作中，他要和同事上门随访。他遇到过不愿配合的患者，甚至遭到过辱骂，但得坚持下去。这是防控的重要一环。
张吉说，第一次随访的要求是入户访视，会给患者规律服药的单子。每次吃完药之后，患者自己进行记录。随后，医护人员会按照规定的时间，通过电话去提醒患者按时服药，并询问最近的病情。
“在我看来，基层医生的工作虽然艰辛，但当我们看到患者康复的笑容，听到他们感激的话语时，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张吉说。
阮巧玲目前已经研究和诊治结核病超过10年。
她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副研究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医学教育部副主任，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研究团队的成员。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治医生、副研究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医学教育部副主任阮巧玲（中）。
阮巧玲告诉澎湃科技，对于潜伏性结核感染，目前缺乏手段更加精准地确定一名患者感染结核分枝杆菌量是多少，也不能预测这名患者是不是会发病。此外，感染结核分枝杆菌的人很多，但发病的人是少数。感染跟发病之间，到底是什么因素在控制和影响，还不清楚。如果能找到关键的因素，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药物或是手段阻止感染者发病。
阮巧玲博士在2023年世界肺部健康大会（UnionConf 2023)进行结核与不孕项目（TB-PRIME项目）报告。
阮巧玲表示，结核病的感染发病呈现“两头高”的特点。一头是比较年轻的群体，像15岁到30岁人群，社交活动多；另一头大于60岁的老年人，免疫力相对弱，容易感染或发病。
阮巧玲表示，包括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教授在内，很多专家都在做针对结核治疗以及预防性治疗的缩短疗程方案研究。
阮巧玲表示，疫苗也是很好的预防手段。疫苗可以有三类。一类是预防感染，比如出生时就打的卡介苗，可以预防一些重症结核；还有一类已经感染了，但可以考虑使用疫苗避免患者发展为活动性的结核；第三类疫苗是治疗性疫苗。比如，患者已经得了活动性结核，可以通过疫苗来辅助治疗。
阮巧玲医生下乡义诊。
范琳表示，终止结核病的流行，关键是要加大投入。但研发太少、太慢，已经很多年没有一款新的疫苗和新的治疗药物，而结核菌变得太快，越来越耐药。
她带领的团队研究发现，结核菌会通过某些机制，抑制免疫系统抗结核菌的能力。她希望找到应对之道，为防控结核病再添一杆“枪”。
【编者按】伴随中国科技的发展，中国企业正以全新姿态迈出国门。高质量的制造、先进的科技应用水平，使得中国科技企业有机会在全球市场赢得声誉。如何选择出海目的地？如何顺利出海？出海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出海会遇到哪些在国内想也想不到的坑？出海是回避国内市场内卷的解决之道吗？出海之后，又该如何赢得市场？为了解答一系列关于出海的问题，澎湃科技访谈了相关专家以及十余家出海企业，为您提供他们的一手分享。
聊起出海，安永华中区审计服务副主管合伙人、硬科技行业主管合伙人汤哲辉很有话语权。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既服务过欧美企业的“引进来”到中国发展，也服务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全球化。
中国企业出海也历经好几波浪潮，但最近的这一波出海，在他看来，特点也非常鲜明，即贴上了“科技”标签，并以开拓市场为核心驱动替代了以往以降低成本的诉求，以中国技术和中国品牌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企业正在加速海外布局，对接全球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产业链重塑等发展大趋势。中国企业正在从“产品出海 ”走向“技术出海”、“品牌出海”以及与之配套的“服贸出海”新局面，而这背后所依赖的仍然是多年积累的、强大的中国制造。
日前，澎湃科技就科技出海这一话题和汤哲辉有了一次对话，以下为对话内容：
安永华中区审计服务副主管合伙人、硬科技行业主管合伙人汤哲辉
科创赋能让中国企业有了核心竞争力
澎湃科技：这次中国企业出海跟上次有何不同？
汤哲辉：回望过去20年，中国企业“走出去”与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密切相关。中国抓住了“全球化”红利快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但随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力、土地等要素价格持续上行，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寻求新的生产地。劳动密集型企业，或迁往内陆，或走出去，到海外，成为选择。当时一大批纺织服装和电子装配企业，将产能转移到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走出去”的核心目的是追求生产成本最小化。
但目前这波企业的出海就不一样了，是以开拓市场为核心驱动的“走出去”。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我们制造的产出占全球总产出的近30%，但人口只占全球的17.5%，要消化产能，就得去全球找市场。同时，在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下，我们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不少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拥有了很强的竞争力。以光伏太阳能行业为例，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已经实现全球领跑，而10余年前，这个行业的原料、市场、技术三头在外，在历经国内产业界充分的技术迭代、工艺内卷后，产品成本显著下降，现在中国光伏产品度电的发电成本已经降到10年前的十分之一水平。
科创赋能，使我们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拥有了核心竞争力，形成了中国制造的品牌优势，并也赢得了国际市场，所以现在中国企业出海的节奏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中国由此会走出真正的跨国公司
澎湃科技：企业为何选择出海？
汤哲辉：2018年以来，我们处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际经济形势、社会环境、海外监管秩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三年疫情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欧美以“制造业回归、再工业化”战略为主导，推动中高端供应链回归本土或转移日韩等地。
在此大背景下，国内企业内卷加剧，盈利水平下降，企业出于“无奈”被迫出海，去更靠近市场的地方，寻求新发展空间。作为全球供应链重构的一部分，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走向“供应链”出海，其中包括了技术出海、品牌出海以及与之配套的中国服贸出海新局面。
应该说，中国科创企业现在的出海诉求和当年外资企业来中国也很类似。2007年，我曾经协助了一家世界500强的法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采取的路径是与中国行业内巨头合资的方式进来。法国公司看中的是中国巨大的市场，而中国公司看中的是他们的技术和品牌，双方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
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中国出口“新三样”实现全球领跑，正是这个领域，就在今年，一家行业内领先的中国企业，携自身的品牌和技术，跑去和前述那家世界500强企业成立合资企业，抢占欧洲市场，历史就是一个轮回，现在是轮到中国企业想借力对方，实现对当地市场的深度开发。
可以预期，未来能在中国立足的企业，必然也是实现“出海”和全球化的企业。凭借着从中国市场“卷”出来的经验和供应链出海的整体优势，中国企业将在全球获取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多资源，中国由此会走出真正的强大的跨国公司。
出海的三大风险
澎湃科技：一般企业出海，会遇到哪些风险？
汤哲辉：中国企业出海，除了受到国内机构的政策法规监管外，多因素影响导致的国外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差异化程度，也是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大的方面：
1、 政治因素带来的风险，包括政局稳定性、地缘政治影响以及政府及公共关系的问题；
2、 社会因素带来的风险，包括人员雇佣、复杂的劳资关系、国际化人才短缺、民族宗教影响、文化差异和安全环保风险；
3、 经济因素的风险，首先就是国外成本快速上升的压力，中国国内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和工程师红利，确保了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而海外制造成本上升是显而易见的风险。此外，当地的通货膨胀、行业政策、汇率风险、税务风险都是潜在的威胁。
所以，中国企业出海，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跟风出海”并不提倡。现在，不少企业“盲从”出海。
我们服务一家市值200亿左右的企业，为了出海，在国外已经先设立了很多法律实体。
事实上，2021年10月，包括中国在内的136个包容性框架成员签署了共同声明，同意统一推行“双支柱”国际税改方案，就是目前我们常说的全球最低税法规。目前各个国家立法进度不一，但最快的已于2024年开始实施。在该法案下，对于出海的中国企业而言，尤其是全球收入达到7.5亿欧元的企业集团，即双支柱所影响的跨国企业，需要去评估集团所受支柱二的影响，并且采取应对措施。所以，企业出海究竟如何布局，是件很专业的事情。
企业家要理性出海，避免踩坑，并要学会顺势而为，把握好出海节奏。中国企业这几年去新加坡落区域总部的也不少，但事实上，蜂拥而至的中国企业，快速推高了当地社会的商务成本，所以，我们现在建议去东南亚，特别是还要落生产实体的企业，也可以考虑去泰国等地区，可以显著降低海外运营成本。
总的来说，出海既要企业家的勇气和雄心，更要讲专业精神。如果我们对当地政策、商业环境不够了解，就很容易踩坑。对于企业来说，不能盲从跟风，一定要理性出海。
澎湃科技：企业设立海外总部的话，香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吗？
汤哲辉：开拓东南亚市场的企业将总部放到新加坡去是可以的，但如果要衔接中国大陆和全球市场的话，选择香港是对的，香港的优势是便利性和国际化以及人才优势。
澎湃科技：上海在中国企业出海方面有没有自己的独特地位？
汤哲辉：上海是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的核心支点，有独特优势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桥头堡。上海以强化“四大功能”、建设“五个中心”为主攻方向，持续强化的资金、数据、技术、人才、货物等要素配置能力，从专业服务、资本等方面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从科技、数据等方面赋能企业产品竞争力与企业跨国管理，并以强大的航空、航运枢纽能力保障人员和货物的便利化流动。
澎湃科技：还有哪些出海风险是企业在出去之前无法预料的？
汤哲辉：比如政策的稳定性问题。企业走出去之后，国外政治体制中的政党轮换，可能带来政策的不稳定性。例如，澳大利亚近年来不同执政党对新能源投资的态度差异，直接影响了对该领域的投资。而俄乌冲突，以及所带来的各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对我国企业在两国的投资也造成了直接的损失，这些出海风险有时还不容易把握。
除此之外，伴随企业海外落地成长，其中的管理问题也会慢慢凸显。中国企业缺乏懂国际化管理的人才，特别是要懂得当地合规管理的人员，他们在企业成长过程中，能有效防范重大合规风险事件发生，是有效保障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
出海企业要始终牢记：用合规的确定性，来面对全球政治和风险的不确定性。
澎湃科技：现在的企业家会不会也高估了出海得到的回报？
汤哲辉：企业出海所面临的挑战是很高的。出海是企业发展战略一部分，如果纯粹因为国内市场太卷而出海，那就要慎重了。在中国市场竞争力不足的企业，也很难在海外有长久立足之地。企业出海后，由于成本上升、管理能力跟不上，都可能导致出海败局。企业家切莫高估出海的回报。
出海企业要具备的“三有”
澎湃科技：企业如何在海外建立品牌知名度？
汤哲辉：就像外企在中国推行in China for China一样，中国企业出海之后，也需要融入本地，适应当地的规则去发展。
我们曾经服务过一家做智能电表出口的企业，早在10年前就将CKD组件出口至印尼、巴西、中东等地，并找当地企业成立合资公司来组装并销售电表产品。由于CKD件是国内生产，所以该业务模式的底气，依旧建立在强大的中国制造上。同时，通过与当地合资的方式，实现品牌的本地化，也更有利于打开当地市场。
根据观察，能走出去的企业，往往是“三有”企业，即：有核心技术、有核心竞争力、有规模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才能在海外市场建立自己品牌知名度，并获得价值链中的核心价值。此外，企业也要注意践行ESG可持续发展理念，这既是顺应全球发展潮流，也有益于提升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竞争力与品牌形象。
澎湃科技：中国企业出海的路径跟当年外资企业进中国的路径有何异同？
汤哲辉：如前面的案例，大家的路径还是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本轮中国企业出海，还更需要考虑全球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影响。所以，企业是沿着“一带一路”出海，还是贴近欧美市场布局，对不同企业而言，答案未必都相同。
此外，比起当年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今天“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往往都比较年轻，在合规管理和内控管理等方面，往往缺乏国际经验。
我们安永结合实践经验，提出了一套企业成功“走出去”的路线图，即中国企业应当搭建一个合规治理体系、设立一套合规风险框架、应用一个合规管理工具，从而防范重大合规风险事件的发生；同时持续合规管理发展、持续合规管理监控，从而有效保障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实现。
特别要强调一下，中国企业即便出海，它的根基仍然是中国制造。如果全球化战略忽视了中国制造之基，其实企业也很难另辟蹊径，重新打造核心竞争力的。
中国企业出海的优势
澎湃科技：我们调研了一些科技企业，发现出海的科技型企业大多是把国内的科技应用产品带到了国外，你觉得科技应用能力是目前中国科技企业的一个重要竞争力吗？
汤哲辉：的确是，就像中国的新能源车出口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一，一方面是我们的制造成本的优势，我们的产品物美价廉；另一方面，是我们在应用程序方面做得非常好，这个也与我们国家应用场景丰富，发展数字经济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基础密不可分。中国在大数据、区块链、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加快应用的同时，不断推动了传统产业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互相促进，由此构成中国科技企业重要竞争力。
澎湃科技：刚才也讲到中国科技企业出海依赖的是过去若干年的各类积累，那这种竞争优势可以持续吗？
汤哲辉：中国企业家独特的气质和精神，以及积累的竞争优势，在出海过程中，还是可以继续发扬光大的。但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的挑战也是很大。还是以光伏太阳能行业为例，中国在过去10年里取得的跨越式发展成绩，都得益于行业内技术的突破与创新，在行业利润不错的时候，企业家都争相花钱去做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但如果全行业卷到都没钱赚的时候，企业家还有多大动力去投研发和做科创呢？这是值得思考的。
澎湃科技：根据你的观察，出海做得比较成功的企业有什么特点？
汤哲辉：首先企业家自身要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并带领出一支熟悉国际市场、精通国际规则的人才队伍，并能很好推动人才本地化的建设。
其次是要懂得尊重市场规则、尊重文化差异，对市场有敬畏之心。中国企业“走出去”，无论是在“一带一路”国家复制中国曾经的制造业模式，或是追随国企、央企“借船出海”，或整合全球资源进行产业投资、供应链布局，都需要了解和熟悉当地法律法规，遵守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企业要做到诚信经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满足绿色、环保、供应链安全和稳定的要求。
第三，是坚持合作共赢，以开放心态融入当地市场，即使大国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也应在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的体系下“和平共处”，实现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互利共赢、可持续的共同发展，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积极为当地社会做出贡献，才能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发展。
出海目的地怎么选
澎湃科技：为什么这两年大家对中东这么热衷？
汤哲辉：源于资本驱动，不少中东国家目前正在做产业转型的尝试。他们将卖石油获得的收入，通过投资看好的行业企业，再让他们将业务反投落地中东，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企业，也乐见吸引中东资本入局的同时出海发展。
现在不少新能源企业理想的成长模式是，在香港资本市场通过IPO上市融资，中东资本可以通过香港资本市场进入这些新能源企业做基石投资者，这些企业完成港股IPO之后，再到中东去落地投资。
目前，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都是中东国家偏好的招商行业。
澎湃科技：企业在选择出海目的地时，你觉得应该优先考虑哪些因素？
汤哲辉：“走出去”的时候，企业要考虑的：
1、 可以在贴近资源的地方建立生产链的前半段，或在离市场最近的地方建立生产链的后半段；
2、 围绕国家战略出去，比如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会得到国家的保障；
3、 也可跟随产业链龙头企业的出海步伐，一起抱团出海。跟产业龙头出去，围绕产业链走出去，风险相对4、中国企业也可以跟着外资企业“走出去”，他们本来就有全球的渠道，有外企提出In China for Global的口号，中国企业可以由此借船出海，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全球发展。
最近由上海长三角商业创新研究院等单位发起的长三角国际绿色发展联盟将成立，目的是把行业企业联合起来，在“走出去”过程中实现抱团取暖，企业如单打独斗去海外发展，不一定能得到当地的重视，也不容易找到正确的通道。而联盟模式，就是为行业企业的发展，开辟一条市场化捷径。
澎湃科技：所以去哪里出海，首先要看自己所处的行业？
汤哲辉：的确是，不是所有的行业都适合出海的。而不同的企业，对发展的诉求不一样，其出海的选择路径也有不同。
澎湃科技：对于还没有出海但打算出海的企业来说，首先要做哪些工作？
汤哲辉：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去了解国际市场、目标国的政策、规则和商务方面信息。除了互联网等公开渠道，也可通过参加全球性会展，加强与国际咨询机构、全球企业的沟通和了解，寻求国际合作机会，增加在国际市场的曝光度。
4月5日，中国国家航天局与泰国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部共同签署关于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国际月球科研站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根据谅解备忘录约定，中泰双方将成立联合委员会和联合工作组，在空间探索、空间应用、空间能力建设等领域，通过规划实施联合空间项目、科学交流项目和人员培训计划、交换数据信息、联合组织专题讨论会和科学讲习班等形式加强合作。双方将重点围绕国际月球科研站论证、工程实施、运营和应用等，组织专家团队从科学、工程和国际合作3个方面开展研究，形成合作方案，同时欢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工业实体和科学家加入国际月球科研站计划，并在联合自由探索空间活动中受益。
此前，中泰两国曾于2018年签署了关于空间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共同建设澜沧江-湄公河空间信息交流合作中心项目、澜沧江-湄公河遥感数据中心建设工程等。2023年，泰国研制的空间天气监测仪入选嫦娥七号载荷搭载，未来中泰双方将合作开展月球探测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