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政益世,提升科技创新效能!《科学学上海倡议》发布

5月30日上午,“浦江创新论坛——2024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市徐汇区开幕。研讨会为期两天。 澎湃新闻记者 吴跃伟 摄

科学是什么?科学是怎么发展的?应该发展什么样的科学?

对上述问题的探索与回答,致力于研究科学和科学活动的发展规律,进而促进科技政策的制订、科研管理的改进,以及科技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的学科被称为“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

上海是中国科学学的重要始发地。1980年,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成立,成为中国最早成立的科学学研究所,也一直是中国科学学的研究重镇。

2024年5月30日上午,《科学学上海倡议》发布。

30日上午,国务院参事贺德方与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尚玉英发表致辞,为“浦江创新论坛——2024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拉开序幕。

本次研讨会在上海市徐汇区召开,为期两天;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指导,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主办。

 

《科学学上海倡议》5月30日上午发布。澎湃新闻记者 吴跃伟 摄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联合参会嘉宾共同发布了《科学学上海倡议》,旨在推动科学学的与时俱进、咨政益世和合作共享。

该倡议称,“科学知识是人类共享的知识,科学事业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因此,发展科学学以促进各国广泛参与和深入交流至关重要。我们呼吁更充分的开放共享,呼吁更深入的国际合作。”

该倡议称,发展咨政益世的科学学。支撑决策者在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时遵循科学规律,更加有效地提升科技创新效能。

大会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冬梅研究员在主旨演讲中阐述了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的紧密联系

大会还预告了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课题组即将发布的专著——《大国大城创新之路》,以及哥本哈根商学院组织系教授艾伦·欧文(Alan Irwin)编著的新书——《科学技术学百科全书》。两本新著作将为科技创新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迄今已成功举办九届,作为浦江创新论坛的专题研讨会之一,旨在打造国际科技创新智库交流对话平台,聚焦中国创新发展和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思想建议,并推动科技创新智库不断提升研究思想力、决策影响力和社会传播力。

附:科学学上海倡议

这是全球科学学的一个重要时刻。

近几年,许多国家开始重新重视科学学。一批专门资助科学学的项目相继设立;众多科学学的论坛和会议陆续出现;多个专门研究科学学的新机构宣布成立。

科学学是关于科学(此处代指广义的科学与技术)的科学,致力于研究科学和科学活动的发展规律,进而促进科技政策的制订、科研管理的改进,以及科技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近期科学学的快速发展,凸显了人们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解答科学是什么、发展什么样的科学、怎么样发展科学、谁来发展科学等一系列问题广泛而深度的关切。

新时期科学学的重新崛起,首先归因于科学技术的变革和新研究方法的开发。新一代信息技术、能源、材料与生物技术的深入融合,推动了新一轮科技变革加速发展,并且催生了新的科学范式、科研组织模式;科研活动日益数据化,加之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正推动新的科学学方法论出现。

新时期科学学的重新崛起,还源于科学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互更加复杂。科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越来越复杂的关联,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新问题迫切需要科学学来回答。

上海是中国科学学的重要始发地。1980年,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成立,成为中国最早成立的科学学研究所,也一直是中国科学学的研究重镇。今天,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举办的科学学会议,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新审视科学学的契机。科学学自上世纪兴起,在不断经历分化和整合之后,如今正进入新的跃升期,借此机会,我们与参会嘉宾联合发出:

l发展与时俱进的科学学。全球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能够用于解释、加速和规范科技发展的科学学,是当今科学学的重要职责。

l发展咨政益世的科学学。充分发挥科学学支撑决策的任务使命,支撑决策者在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时遵循科学规律,更加有效地提升科技创新效能,为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福祉。

l发展合作共享的科学学。科学知识是人类共享的知识,科学事业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因此,发展科学学以促进各国广泛参与和深入交流至关重要。我们呼吁更充分的开放共享,呼吁更深入的国际合作。

科学学从诞生之时起,就是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研究,是科学家与决策者共同推动的研究,我们呼吁政府、科技界、产业界、智库界等所有的相关方,携手构建全球科学学共同体,共同推动科学学快速创新发展。

科学学的明天会更好!

2024年5月30日,上海

OpenAI成立安全与安保委员会,加快大模型商业化进程

·从超级对齐团队解散,到引入Indent团队,再到成立由董事会主导的安全委员会,从这一系列的行动中不难看出,OpenAI在安全与商业的博弈中,逐步向后者倾斜。山姆·奥特曼正在把OpenAI向商业化的道路不断推进。

从首席科学家伊尔亚·苏茨克维(Ilya Sutskever)离职到旨在解决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问题的“超级对齐”团队被传解释,OpenAI近期纷争不断,似乎是为了回应外界对于其安全治理的质疑,5月28日,OpenAI在官网宣布该公司成立安全与安保委员会(Safety and Security Committee),同时宣布他们已经开始训练下一个前沿模型,并预计由此产生的系统将“把我们带到通往AGI的下一个能力水平”。

OpenAI发布的公告

新的安全治理团队

据OpenAI发布的公告,上述安全与安保委员会由董事布莱特·泰勒(Bret Taylor,主席)、亚当·德安杰罗(Adam D'Angelo)、尼克·塞利格曼(Nicole Seligman)和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首席执行官)领导,该委员会将负责就OpenAI项目和运营的关键安全和安保决定向董事会全体成员提出建议。

布莱特·泰勒、亚当·德安杰罗都是去年年底山姆·奥特曼回归OpenAI后组建的新董事会成员。其中担任主席的布莱特·泰勒,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曾任Facebook首席技术官、Salesforce联席首席执行官。

OpenAI表示,安全和安保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将是在未来90天内评估和进一步发展OpenAI的流程和保障措施。在90天结束后,安全和安保委员会将与全体委员会分享他们的建议。在董事会全面审查后,OpenAI将以符合安全和安保的方式公开分享已通过建议的最新情况。

在公告中,OpenAI称,“虽然我们为构建和发布在能力和安全性方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模型感到自豪,但我们欢迎在这个重要时刻进行激烈的辩论。”

在人员构成上,除领导层外,OpenAI技术和政策专家亚历山大·马德里(Aleksander Madry,准备工作主管)、翁丽莲(Lilian Weng,安全系统主管)、约翰·舒尔曼(John Schulman,校准科学主管)、马特·奈特(Matt Knight,安全主管)和雅各布·帕乔奇(Jakub Pachocki,首席科学家)也将成为委员会成员。

此外,OpenAI还将保留并咨询其他安全、安保和技术专家以支持这项工作,包括前网络安全官员、为OpenAI提供安全建议的罗布·乔伊斯(Rob Joyce)和约翰·卡林(John Carlin)。

安全与商业的博弈

过去的几个月中,OpenAI的人员变动持续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尤其在OpenAI前首席科学家伊尔亚·苏茨克维(Ilya Sutskever)离职后,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在Ilya离职后,OpenAI负责安全的超级团队的联合主管杨·莱克(Jan Leike)也宣布离职,他在社交网站发布13条推文,公开自己离开OpenAI的真正原因,其中提及对AGI安全治理问题优先级不如推出“闪亮的产品”的不满,以及算力资源的分配问题。在两人先后离开OpenAI后,由他们共同领导的超级对齐团队也四分五裂。

据Vox报道,熟悉OpenAI的消息人士透露,安全意识强的员工已经对奥特曼失去了信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司内部人士说:“这是一个信任一点一点崩塌的过程,就像多米诺骨牌一张一张倒下。”

因而OpenAI在这一时间点宣布成立安全与安保委员会,更像是对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回应。

但从委员会的成员构成来看,OpenAI选择由公司内部人士组成这个委员会而非外部人员,对成员的职能范围也没有公开说明。有专家指出,OpenAI成立此类的企业监督委员会,类似于谷歌的高级技术外部咨询委员会,其实在实际监督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作为。所有报告将同时发送给领导层和董事会。虽然领导层是决策者,但董事会有权推翻决定。

此前,OpenAI已经招募了一家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数据安全初创公司Indent,提供数字安全的相关服务。5月23日,Indent的联合创始人、CEO阿福德·马丁(Fouad Matin)在X上宣布自己将加入OpenAI负责安全相关的工作。根据Indent团队在X上发布的信息,他们加入的是OpenAI的准备团队而非超级对齐团队,负责前沿模型的准备到客户的数据管理。

从超级对齐团队解散,到引入Indent团队,再到成立由董事会主导的安全委员会,从这一系列的行动中不难看出,OpenAI在安全与商业的博弈中,逐步向后者倾斜。山姆·奥特曼正在把OpenAI向商业化的道路不断推进。

 

图灵奖得主等世界人工智能前沿专家在京共议AI安全

日前,图灵奖得主等世界人工智能前沿专家、国际知名人工智能公司等在北京针对AI安全展开专题研讨,推动促进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国际交流与深入合作。

与会专家表示,大模型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基本上是通过经验模式取得的,其背后的智能发生和涌现机理尚不清晰,随着人工智能水平的高速增长,风险也同步增长,已出现误用、滥用等一系列风险和挑战,当前国际社会对如何构建一个安全的人工智能系统仍知之甚少,人类面临着全新挑战。

图灵奖得主约书亚·本吉奥认为:科学还无法确保这些未来的人工智能系统是安全的,应该从现在开始,寻找科学的应对方案和全球性政治解决途径。北京智源研究院理事长黄铁军认为:人工智能的安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技术专家从保障AI安全的技术手段、技术措施方面开展讨论,对后续AI安全科研工作的推进有很大意义。

研讨活动在人工智能安全技术研究、产业实践、政府治理等方面形成初步共识,期待在中国建立国际AI安全领域的国际对话及交流机制,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40次南极考察大洋作业顺利结束

@人民日报 图

北京时间3月15日,“雪龙”号结束了本航次走航观测调查任务,至此完成了在南极半岛邻近海域、宇航员海、普里兹湾的海洋生物、水体环境、沉积环境、大气环境及海冰环境综合调查任务。此前,“雪龙”2号已于北京时间1月22日结束了大洋调查任务,完成了在阿蒙森海及邻近海域的综合调查。至此,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大洋作业顺利、圆满结束。

对抗肺结核的年轻人

结核病是世界上最古老、最致命的传染病“杀手”之一。鲁迅曾患肺结核,林徽因的一颗肾脏因为罹患结核而被切除。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研究报告《2023年全球结核病报告》显示,中国的结核病负担居世界第三,仅次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2035年之前,我们能够终止结核病的流行吗?尤其是,我们能阻止耐药结核的传播吗?

这需要更大的投入。因为,需要更多的筛查,更早地确诊,更广泛地预防,需要更好的疫苗和药物。 

更多人,尤其是更多年轻人,不管是患者、医生、政府官员、志愿者,都在向这一疾病进击,成为结核病的“终结者”。

3月22日上午,范琳医生(左二)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义诊。受访者供图

“吃”肺的细菌

2024年3月20日,春分。

上海市杨浦区,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结核门诊,二楼诊室走廊,坐满了人,站满了人。他们戴着口罩,带着CT影像胶片,希望重获健康。

范琳第二天要出差,还有个联合会诊,她提前和医院申请了换诊。

她是结核科主任医师、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位接一位患者进诊室咨询。她甚至来不及喝一口水。

对没办法接收住院的但需要透析的患者,她连打了几个电话,帮忙联系落实了其他医院。

傍晚快六点,她送走最后一位患者。整层楼安静下来。

回顾当天的坐诊,她说,年轻人有点多。

一位19岁的女孩从江西上饶过来,红着脸,话很少。母亲跟范琳说她的病情:十岁时就得过肺结核,变得很瘦,经过治疗,康复,现在刚考上大学,肺结核复发,休学。她觉得走路、上楼梯都没劲,吃饭也没胃口。

另一位15岁的女孩来复诊。她今年要中考了。复查结果是个好消息,她痊愈了,可以停药。

一位胖胖的小伙看起来蛮健壮,戴着口罩进来,说之前感染过结核,治好了。最近跑运输,有点累,突然咯血了。

“一定要注意休息,注意营养。”这是范琳对患者和家属叮嘱最多的话。

范琳告诉澎湃科技,导致肺结核的病原结核分枝杆菌,通过空气飞沫就能传播。尤其是正处于排菌期的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吐出来的痰里会呈菌阳性,可以培养出结核分枝杆菌。

作为常年和结核病患者接触的医务人员,范琳很注意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刚到结核科工作时,满三个月,范琳去体检,没感染,她很高兴。一年后又体检,也没感染,她开始放心。

现在,她每天坚持走一万步,或至少走路三公里;工作虽繁忙,但保持乐观。范琳说,性格是磨炼出来,学会谅解别人,学会换位思考。她遇到了太多难忘的结核病人。

3月20日,范琳医生在诊室内。背后是一位痊愈出院的患者送的感谢花束。

隐藏的病人:至少有40%的病例未能被诊断

一位从外地来的中年男子举着CT影像胶片问范琳,“我这是肺癌,还是结核?老家医生让我转院过来。”

范琳手里的住院单一张张增多。

住院,通过精准的检查及诊断工作,才能做出比较准确的评估及最后的诊断结果。

范琳表示,很多人感染结核之后,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连咳嗽都没有,而是在每年体检时发现的。但是,是肺炎、肺癌还是肺结核,确诊过程可能一波三折。

国际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40%的病例未能被诊断。与许多国家一样,“因症就诊”是当前中国结核病患者发现的主要方式。

“目前结核病防治面临的主要难题在于早期发现,结核病具有一定的隐匿性,约20%的疑似病例没有症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控中心主任赵雁林近日表示。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结核全球项目组副主任钱秉中表示,最新的研究表明,未就诊的病人导致的结核病传播占结核病社区传播的70%,因此主动筛查以及预防性治疗的策略对降低结核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重要作用。

除了感染者可能完全没有症状,不就医,也没有被筛查到,悄无声息,造成进一步传播,更可怕的是,结核还分敏感结核和耐药结核。如果扩散传播的是耐药结核呢?

“有一个数据,所有的耐药结核病人,只有接近1/4的人得到了治疗,还有3/4的人连诊断都没搞清楚,‘撒’在社会上。” 范琳说。

耐药结核的治疗更棘手。“弹药库”里称手的武器少。目前的药物一时半会儿杀不死那些潜藏在病灶里的耐药结核菌,服药时间要一年多,治疗费用动辄十万元、二十万元。

范琳表示,好在上海、江苏等地采取了特别措施,对耐药结核患者的医疗费用进行覆盖。各地有所不同。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义诊海报。

隐藏的焦虑

“结核病人太苦了!”范琳感叹。

她讲了两个故事,都发生在上海。

第一件事是在2020年。

女孩确诊结核病后治疗了一年,结果查到一个指标,是耐药结核。

复查时,发现病灶增大了。

范琳按照国家相关诊疗指南,给她使用了标准的抗耐药肺结核治疗方案,也告知了她可能的副作用。

服药大概一个月后,女孩在网络上找到范琳,反馈说吃药之后,精神恍惚,感觉整个人都在空中飘。

范琳叫她停药。“XX,把药停掉,你吃药吃出问题了,快把药停了。她说,‘我还能坚持。范主任,我挂了你下个礼拜一的号。等下礼拜一,我告诉你,我到底什么情况’。”

但女孩没来。

两个月后,突然有人用女孩的账号发来一条消息:她不在了。

经疾控部门确认,女孩跳楼离世。

范琳从来不知道那个女孩结婚了。每次来就医,那女孩都是一个人,没有任何家人陪同。

范琳表示,除了药物的副作用,结核病人还承受着很多的压力。学生可能因为感染结核,影响了学业,甚至中考、高考、考研。上班族因为感染结核,不得不请病假,甚至被辞退,或不再续聘。情侣因为感染结核而不得不避孕,或者流产,甚至分手。

焦虑显而易见。范琳表示,她接诊的患者中,大约30%的人有这样的情绪问题。政府、社会和家庭应该给予结核病患者更多的关注、支持和关爱。

是在一个梦想当警察的小伙子那儿,范琳深刻意识到结核病患者的焦虑。

小伙子二十几岁,2020年新冠爆发时,刚好参加招警考试。例行体检时发现有肺结核,当年没被录取,让他先把结核治好再说。

他特别想当警察,一般只有两次考试的机会,所以对病情非常重视。

“他肺结核确诊后。我们给开了药,使用的是标准四联方案,从9月份吃到11月份,复查CT,病灶没见好转。我说,怎么回事?是药一点没吸收吗?”

“他炸了,说,‘你是医生!你问我!你就这点水平,还问我?!’”

一说到焦虑,他哭了。回到家,也哭了一场。心情放开后,他慢慢乐观起来,早上开始跑步,睡眠饮食也明显改善。又过了两个月,病情好了一大半。

后来,小伙子如愿以偿。

热血:进击的医生和志愿者

张吉的微信头像是两个字:热血。

他是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公立卫生院的全科主治医师、公卫科科长,更是热心结核病医学科普的志愿者。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公立卫生院的全科主治医师、公卫科科长张吉2023年就举办了77场公益科普讲座。

仅2023年,张吉就在所属辖区内成功举办了77场公益科普讲座。他还和当地小学的学生合作拍摄了一段肺结核防控口诀的短视频。

张吉表示,因为结核病人的服药周期长,会有人忘了服药,甚至停药。在工作中,他要和同事上门随访。他遇到过不愿配合的患者,甚至遭到过辱骂,但得坚持下去。这是防控的重要一环。

张吉说,第一次随访的要求是入户访视,会给患者规律服药的单子。每次吃完药之后,患者自己进行记录。随后,医护人员会按照规定的时间,通过电话去提醒患者按时服药,并询问最近的病情。

“在我看来,基层医生的工作虽然艰辛,但当我们看到患者康复的笑容,听到他们感激的话语时,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张吉说。

阮巧玲目前已经研究和诊治结核病超过10年。

她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副研究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医学教育部副主任,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研究团队的成员。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治医生、副研究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医学教育部副主任阮巧玲(中)。

阮巧玲告诉澎湃科技,对于潜伏性结核感染,目前缺乏手段更加精准地确定一名患者感染结核分枝杆菌量是多少,也不能预测这名患者是不是会发病。此外,感染结核分枝杆菌的人很多,但发病的人是少数。感染跟发病之间,到底是什么因素在控制和影响,还不清楚。如果能找到关键的因素,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药物或是手段阻止感染者发病。

阮巧玲博士在2023年世界肺部健康大会(UnionConf 2023)进行结核与不孕项目(TB-PRIME项目)报告。

阮巧玲表示,结核病的感染发病呈现“两头高”的特点。一头是比较年轻的群体,像15岁到30岁人群,社交活动多;另一头大于60岁的老年人,免疫力相对弱,容易感染或发病。

阮巧玲表示,包括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教授在内,很多专家都在做针对结核治疗以及预防性治疗的缩短疗程方案研究。

阮巧玲表示,疫苗也是很好的预防手段。疫苗可以有三类。一类是预防感染,比如出生时就打的卡介苗,可以预防一些重症结核;还有一类已经感染了,但可以考虑使用疫苗避免患者发展为活动性的结核;第三类疫苗是治疗性疫苗。比如,患者已经得了活动性结核,可以通过疫苗来辅助治疗。

阮巧玲医生下乡义诊。

范琳表示,终止结核病的流行,关键是要加大投入。但研发太少、太慢,已经很多年没有一款新的疫苗和新的治疗药物,而结核菌变得太快,越来越耐药。

她带领的团队研究发现,结核菌会通过某些机制,抑制免疫系统抗结核菌的能力。她希望找到应对之道,为防控结核病再添一杆“枪”。

科技出海记|安永合伙人汤哲辉:以合规的确定性应对全球的不确定性

【编者按】伴随中国科技的发展,中国企业正以全新姿态迈出国门。高质量的制造、先进的科技应用水平,使得中国科技企业有机会在全球市场赢得声誉。如何选择出海目的地?如何顺利出海?出海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出海会遇到哪些在国内想也想不到的坑?出海是回避国内市场内卷的解决之道吗?出海之后,又该如何赢得市场?为了解答一系列关于出海的问题,澎湃科技访谈了相关专家以及十余家出海企业,为您提供他们的一手分享。

聊起出海,安永华中区审计服务副主管合伙人、硬科技行业主管合伙人汤哲辉很有话语权。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既服务过欧美企业的“引进来”到中国发展,也服务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全球化。

中国企业出海也历经好几波浪潮,但最近的这一波出海,在他看来,特点也非常鲜明,即贴上了“科技”标签,并以开拓市场为核心驱动替代了以往以降低成本的诉求,以中国技术和中国品牌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企业正在加速海外布局,对接全球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产业链重塑等发展大趋势。中国企业正在从“产品出海 ”走向“技术出海”、“品牌出海”以及与之配套的“服贸出海”新局面,而这背后所依赖的仍然是多年积累的、强大的中国制造。

日前,澎湃科技就科技出海这一话题和汤哲辉有了一次对话,以下为对话内容:

安永华中区审计服务副主管合伙人、硬科技行业主管合伙人汤哲辉

科创赋能让中国企业有了核心竞争力

澎湃科技:这次中国企业出海跟上次有何不同?

汤哲辉:回望过去20年,中国企业“走出去”与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密切相关。中国抓住了“全球化”红利快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但随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力、土地等要素价格持续上行,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寻求新的生产地。劳动密集型企业,或迁往内陆,或走出去,到海外,成为选择。当时一大批纺织服装和电子装配企业,将产能转移到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走出去”的核心目的是追求生产成本最小化。

但目前这波企业的出海就不一样了,是以开拓市场为核心驱动的“走出去”。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我们制造的产出占全球总产出的近30%,但人口只占全球的17.5%,要消化产能,就得去全球找市场。同时,在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下,我们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不少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拥有了很强的竞争力。以光伏太阳能行业为例,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已经实现全球领跑,而10余年前,这个行业的原料、市场、技术三头在外,在历经国内产业界充分的技术迭代、工艺内卷后,产品成本显著下降,现在中国光伏产品度电的发电成本已经降到10年前的十分之一水平。

科创赋能,使我们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拥有了核心竞争力,形成了中国制造的品牌优势,并也赢得了国际市场,所以现在中国企业出海的节奏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中国由此会走出真正的跨国公司

澎湃科技:企业为何选择出海?

汤哲辉:2018年以来,我们处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际经济形势、社会环境、海外监管秩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三年疫情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欧美以“制造业回归、再工业化”战略为主导,推动中高端供应链回归本土或转移日韩等地。

在此大背景下,国内企业内卷加剧,盈利水平下降,企业出于“无奈”被迫出海,去更靠近市场的地方,寻求新发展空间。作为全球供应链重构的一部分,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走向“供应链”出海,其中包括了技术出海、品牌出海以及与之配套的中国服贸出海新局面。

应该说,中国科创企业现在的出海诉求和当年外资企业来中国也很类似。2007年,我曾经协助了一家世界500强的法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采取的路径是与中国行业内巨头合资的方式进来。法国公司看中的是中国巨大的市场,而中国公司看中的是他们的技术和品牌,双方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

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中国出口“新三样”实现全球领跑,正是这个领域,就在今年,一家行业内领先的中国企业,携自身的品牌和技术,跑去和前述那家世界500强企业成立合资企业,抢占欧洲市场,历史就是一个轮回,现在是轮到中国企业想借力对方,实现对当地市场的深度开发。

可以预期,未来能在中国立足的企业,必然也是实现“出海”和全球化的企业。凭借着从中国市场“卷”出来的经验和供应链出海的整体优势,中国企业将在全球获取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多资源,中国由此会走出真正的强大的跨国公司。

出海的三大风险

澎湃科技:一般企业出海,会遇到哪些风险?

汤哲辉:中国企业出海,除了受到国内机构的政策法规监管外,多因素影响导致的国外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差异化程度,也是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大的方面:

1、 政治因素带来的风险,包括政局稳定性、地缘政治影响以及政府及公共关系的问题;

2、 社会因素带来的风险,包括人员雇佣、复杂的劳资关系、国际化人才短缺、民族宗教影响、文化差异和安全环保风险;

3、 经济因素的风险,首先就是国外成本快速上升的压力,中国国内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和工程师红利,确保了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而海外制造成本上升是显而易见的风险。此外,当地的通货膨胀、行业政策、汇率风险、税务风险都是潜在的威胁。

所以,中国企业出海,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跟风出海”并不提倡。现在,不少企业“盲从”出海。

我们服务一家市值200亿左右的企业,为了出海,在国外已经先设立了很多法律实体。

事实上,2021年10月,包括中国在内的136个包容性框架成员签署了共同声明,同意统一推行“双支柱”国际税改方案,就是目前我们常说的全球最低税法规。目前各个国家立法进度不一,但最快的已于2024年开始实施。在该法案下,对于出海的中国企业而言,尤其是全球收入达到7.5亿欧元的企业集团,即双支柱所影响的跨国企业,需要去评估集团所受支柱二的影响,并且采取应对措施。所以,企业出海究竟如何布局,是件很专业的事情。

企业家要理性出海,避免踩坑,并要学会顺势而为,把握好出海节奏。中国企业这几年去新加坡落区域总部的也不少,但事实上,蜂拥而至的中国企业,快速推高了当地社会的商务成本,所以,我们现在建议去东南亚,特别是还要落生产实体的企业,也可以考虑去泰国等地区,可以显著降低海外运营成本。

总的来说,出海既要企业家的勇气和雄心,更要讲专业精神。如果我们对当地政策、商业环境不够了解,就很容易踩坑。对于企业来说,不能盲从跟风,一定要理性出海。

澎湃科技:企业设立海外总部的话,香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吗?

汤哲辉:开拓东南亚市场的企业将总部放到新加坡去是可以的,但如果要衔接中国大陆和全球市场的话,选择香港是对的,香港的优势是便利性和国际化以及人才优势。

澎湃科技:上海在中国企业出海方面有没有自己的独特地位?

汤哲辉:上海是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的核心支点,有独特优势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桥头堡。上海以强化“四大功能”、建设“五个中心”为主攻方向,持续强化的资金、数据、技术、人才、货物等要素配置能力,从专业服务、资本等方面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从科技、数据等方面赋能企业产品竞争力与企业跨国管理,并以强大的航空、航运枢纽能力保障人员和货物的便利化流动。

澎湃科技:还有哪些出海风险是企业在出去之前无法预料的?

汤哲辉:比如政策的稳定性问题。企业走出去之后,国外政治体制中的政党轮换,可能带来政策的不稳定性。例如,澳大利亚近年来不同执政党对新能源投资的态度差异,直接影响了对该领域的投资。而俄乌冲突,以及所带来的各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对我国企业在两国的投资也造成了直接的损失,这些出海风险有时还不容易把握。

除此之外,伴随企业海外落地成长,其中的管理问题也会慢慢凸显。中国企业缺乏懂国际化管理的人才,特别是要懂得当地合规管理的人员,他们在企业成长过程中,能有效防范重大合规风险事件发生,是有效保障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

出海企业要始终牢记:用合规的确定性,来面对全球政治和风险的不确定性。

澎湃科技:现在的企业家会不会也高估了出海得到的回报?

汤哲辉:企业出海所面临的挑战是很高的。出海是企业发展战略一部分,如果纯粹因为国内市场太卷而出海,那就要慎重了。在中国市场竞争力不足的企业,也很难在海外有长久立足之地。企业出海后,由于成本上升、管理能力跟不上,都可能导致出海败局。企业家切莫高估出海的回报。

出海企业要具备的“三有”

澎湃科技:企业如何在海外建立品牌知名度?

汤哲辉:就像外企在中国推行in China for China一样,中国企业出海之后,也需要融入本地,适应当地的规则去发展。

我们曾经服务过一家做智能电表出口的企业,早在10年前就将CKD组件出口至印尼、巴西、中东等地,并找当地企业成立合资公司来组装并销售电表产品。由于CKD件是国内生产,所以该业务模式的底气,依旧建立在强大的中国制造上。同时,通过与当地合资的方式,实现品牌的本地化,也更有利于打开当地市场。

根据观察,能走出去的企业,往往是“三有”企业,即:有核心技术、有核心竞争力、有规模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才能在海外市场建立自己品牌知名度,并获得价值链中的核心价值。此外,企业也要注意践行ESG可持续发展理念,这既是顺应全球发展潮流,也有益于提升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竞争力与品牌形象。

澎湃科技:中国企业出海的路径跟当年外资企业进中国的路径有何异同?

汤哲辉:如前面的案例,大家的路径还是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本轮中国企业出海,还更需要考虑全球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影响。所以,企业是沿着“一带一路”出海,还是贴近欧美市场布局,对不同企业而言,答案未必都相同。

此外,比起当年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今天“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往往都比较年轻,在合规管理和内控管理等方面,往往缺乏国际经验。

我们安永结合实践经验,提出了一套企业成功“走出去”的路线图,即中国企业应当搭建一个合规治理体系、设立一套合规风险框架、应用一个合规管理工具,从而防范重大合规风险事件的发生;同时持续合规管理发展、持续合规管理监控,从而有效保障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实现。

特别要强调一下,中国企业即便出海,它的根基仍然是中国制造。如果全球化战略忽视了中国制造之基,其实企业也很难另辟蹊径,重新打造核心竞争力的。

中国企业出海的优势

澎湃科技:我们调研了一些科技企业,发现出海的科技型企业大多是把国内的科技应用产品带到了国外,你觉得科技应用能力是目前中国科技企业的一个重要竞争力吗?

汤哲辉:的确是,就像中国的新能源车出口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一,一方面是我们的制造成本的优势,我们的产品物美价廉;另一方面,是我们在应用程序方面做得非常好,这个也与我们国家应用场景丰富,发展数字经济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基础密不可分。中国在大数据、区块链、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加快应用的同时,不断推动了传统产业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互相促进,由此构成中国科技企业重要竞争力。

澎湃科技:刚才也讲到中国科技企业出海依赖的是过去若干年的各类积累,那这种竞争优势可以持续吗?

汤哲辉:中国企业家独特的气质和精神,以及积累的竞争优势,在出海过程中,还是可以继续发扬光大的。但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的挑战也是很大。还是以光伏太阳能行业为例,中国在过去10年里取得的跨越式发展成绩,都得益于行业内技术的突破与创新,在行业利润不错的时候,企业家都争相花钱去做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但如果全行业卷到都没钱赚的时候,企业家还有多大动力去投研发和做科创呢?这是值得思考的。

澎湃科技:根据你的观察,出海做得比较成功的企业有什么特点?

汤哲辉:首先企业家自身要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并带领出一支熟悉国际市场、精通国际规则的人才队伍,并能很好推动人才本地化的建设。

其次是要懂得尊重市场规则、尊重文化差异,对市场有敬畏之心。中国企业“走出去”,无论是在“一带一路”国家复制中国曾经的制造业模式,或是追随国企、央企“借船出海”,或整合全球资源进行产业投资、供应链布局,都需要了解和熟悉当地法律法规,遵守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企业要做到诚信经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满足绿色、环保、供应链安全和稳定的要求。

第三,是坚持合作共赢,以开放心态融入当地市场,即使大国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也应在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的体系下“和平共处”,实现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互利共赢、可持续的共同发展,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积极为当地社会做出贡献,才能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发展。

出海目的地怎么选

澎湃科技:为什么这两年大家对中东这么热衷?

汤哲辉:源于资本驱动,不少中东国家目前正在做产业转型的尝试。他们将卖石油获得的收入,通过投资看好的行业企业,再让他们将业务反投落地中东,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企业,也乐见吸引中东资本入局的同时出海发展。

现在不少新能源企业理想的成长模式是,在香港资本市场通过IPO上市融资,中东资本可以通过香港资本市场进入这些新能源企业做基石投资者,这些企业完成港股IPO之后,再到中东去落地投资。

目前,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都是中东国家偏好的招商行业。

澎湃科技:企业在选择出海目的地时,你觉得应该优先考虑哪些因素?

汤哲辉:“走出去”的时候,企业要考虑的:

1、 可以在贴近资源的地方建立生产链的前半段,或在离市场最近的地方建立生产链的后半段;

2、 围绕国家战略出去,比如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会得到国家的保障;

3、 也可跟随产业链龙头企业的出海步伐,一起抱团出海。跟产业龙头出去,围绕产业链走出去,风险相对4、中国企业也可以跟着外资企业“走出去”,他们本来就有全球的渠道,有外企提出In China for Global的口号,中国企业可以由此借船出海,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全球发展。

最近由上海长三角商业创新研究院等单位发起的长三角国际绿色发展联盟将成立,目的是把行业企业联合起来,在“走出去”过程中实现抱团取暖,企业如单打独斗去海外发展,不一定能得到当地的重视,也不容易找到正确的通道。而联盟模式,就是为行业企业的发展,开辟一条市场化捷径。

澎湃科技:所以去哪里出海,首先要看自己所处的行业?

汤哲辉:的确是,不是所有的行业都适合出海的。而不同的企业,对发展的诉求不一样,其出海的选择路径也有不同。

澎湃科技:对于还没有出海但打算出海的企业来说,首先要做哪些工作?

汤哲辉: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去了解国际市场、目标国的政策、规则和商务方面信息。除了互联网等公开渠道,也可通过参加全球性会展,加强与国际咨询机构、全球企业的沟通和了解,寻求国际合作机会,增加在国际市场的曝光度。

 

再添一员!泰国加入国际月球科研站计划

4月5日,中国国家航天局与泰国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部共同签署关于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国际月球科研站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根据谅解备忘录约定,中泰双方将成立联合委员会和联合工作组,在空间探索、空间应用、空间能力建设等领域,通过规划实施联合空间项目、科学交流项目和人员培训计划、交换数据信息、联合组织专题讨论会和科学讲习班等形式加强合作。双方将重点围绕国际月球科研站论证、工程实施、运营和应用等,组织专家团队从科学、工程和国际合作3个方面开展研究,形成合作方案,同时欢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工业实体和科学家加入国际月球科研站计划,并在联合自由探索空间活动中受益。

此前,中泰两国曾于2018年签署了关于空间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共同建设澜沧江-湄公河空间信息交流合作中心项目、澜沧江-湄公河遥感数据中心建设工程等。2023年,泰国研制的空间天气监测仪入选嫦娥七号载荷搭载,未来中泰双方将合作开展月球探测任务。

我国掌握批量化在线辐照生产同位素关键技术

5月1日21时18分,经过二十一天的奋战,中核集团旗下中国核电投资控股的秦山核电在线辐照生产医用同位素装置顺利完成系统标识和送电试验,标志着该套装置已按计划全面建成,至此,我国掌握了批量化在线辐照生产同位素的关键技术,镥-177、锶-89和钇-90等多种国内当前紧缺的短半衰期医用同位素将在今年下半年配套厂房建成投产后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

该辐照装置是秦山核电继碳-14辐照生产项目后,在“十四五”期间依托重水堆重点打造的另一个医用同位素规模化生产平台。“以往我们生产钴-60、碳-14,需要等到两年左右机组停堆检修时期再取出来,这个装置投用后,无需停堆即可生产镥-177、锶-89和钇-90等短半衰期医用同位素,产能可充分满足国内需求。”据秦山核电介绍,该平台具备在重水堆机组正常运行期间在线装卸靶盒的能力,打破我国主要堆照医用同位素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该辐照装置为我国首套商业堆在线批量化辐照生产同位素装置,具有定位精度高、传动可靠、全程屏蔽、生产产量高等特点,由秦山核电联合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苏州江锦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国核宝钛锆业股份公司、西安交通大学等国内知名企业高校,历时三年自主研制而成。为确保装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在理论计算论证的基础上,项目团队先后研制了原理样机和工程样机,进行了2200余次试验,回答了115个安全审评问题。为保证项目目标达成,各参研单位解决了狭小空间内全自动化辐照装置高度集成设计及布置、超长超厚锆合金组件焊接、高辐射工况下深井式水下高精度安装、复杂堆芯工况安全分析等系列困难。在实施前进行了系统策划和精心的物资准备,提前完成人员磨合演练和规程验证,最终确保安装工作高效顺利实施。

中等强度地震超百人遇难:积石山地震为何伤害这样大?

12月19日,救援人员在积石山县大河家镇进行救援。新华社记者张领/摄

12月18日23时59分,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19日16时,此次地震已造成甘肃113人、青海14人遇难。目前,地震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展开。

此次中级地震伤亡人数为何偏高?当地历史上是否发生过强震?余震影响如何?《中国科学报》就此邀请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创院院长、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徐锡伟和兰州大学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教授袁道阳进行分析解读。

震源位于南北地震带

《中国科学报》:此次中级地震伤亡人数为何偏高?

徐锡伟:此次地震伤亡人数出乎我的意料。6.2级属于中等强度地震,与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强震不同,这样“背景性”的地震发生率更高。

造成此次地震人员伤亡较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震中地区位于山区,坡度较陡、地基不稳,相对容易造成崩塌现象。其次,房屋的抗震性能相对不够,震动破坏条件下很容易倒塌或发生边墙倒塌。此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地震发生在深夜,大部分人已经休息,地震来时可能来不及躲避。

《中国科学报》:此次地震有何地质背景?

徐锡伟:此次地震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南北地震带上,是地球活动相对比较强烈的地方。从震中位置来看,它和北西向的拉脊山断裂带密切相关,考古研究表明这条断裂带上曾发生过大地震。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组织专家对此次地震分析表明,此次地震与汶川地震相同,为逆冲型破裂。逆冲型地震就像两辆迎面行驶的车发生碰撞后,一辆车前部飞到了另一辆车顶部,这类地震的破坏力比“擦肩而过”的走滑型地震更强。

袁道阳:这次地震发生地区的地震构造是拉脊山弧形断裂的积石山东缘断裂,晚第四纪以来该断裂有新活动,具有发生中强以上地震的构造条件。类似的,门源地震和玛多地震都是发生在晚第四纪活动断层上。

历史上曾发生特大地震

《中国科学报》:历史上这一区域地震活动情况如何?

袁道阳:这是甘肃省继2013年岷县、漳县6.6级地震以来最大的一次破坏性地震。据史料记载,积石山县本身没有发生过破坏性地震,但其附近地区,特别是靠近西秦岭北缘断裂的康乐地区,曾于1936年发生过6.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历史上拉脊山断裂带附近曾有5级左右的地震记录。

徐锡伟:近年来,附近区域曾发生过几次五六级的中等强度地震。根据地质考古学研究,在距今4000年到3000年前,这一区域曾发生过一次特大地震,地表破裂,附近黄河河堤变形,形成了大面积的滑坡和堰塞湖,导致了特大洪水,形成了如今的喇家遗址。

《中国科学报》:此次地震余震情况如何?

徐锡伟:我认同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专家们的观点,这次地震是主震-余震型。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统计,此次地震震中附近200公里范围内,1900年以来共发生6级以上地震3次,均为孤立型或主震-余震型地震。此次地震震中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地震带上,这里地震活动原本就很频繁,所以需警惕余震。

西部台网密度仍有提升空间

《中国科学报》:甘肃、青海地震台网布局如何?

徐锡伟:我国地震台网布设较为广泛,但甘肃、青海等地的台网密度与我国东部地区相比仍有提升空间。地震台网系统就像“守夜人”,仪器设备24小时工作,但当前我们对地震机理的认识仍不完善,所以对于地震三要素,即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仍然无法准确预测预报。

《中国科学报》:当前我国还有哪些提高地震监测精度的办法?

徐锡伟:提高地震监测预警精确度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摸清活动断层,目前我们已经明确了上千条可能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的活动带。同时,近年来,中国地震局采用微重力监测等手段,将一些风险系数较高的活动断层带,划定为年度重点危险区,并对这些区域进行重点监测。

此外,我国还建立了以救援消防队为主力军的地震应急救援力量,灾后救援越来越有序。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地震机理研究和认识。

《中国科学报》:对灾后救援和建设有何建议?

袁道阳:目前,积石山县的受破坏程度、震源深度以及当地民房的受破坏程度等都在持续调查中。根据现有情况看,县城附近的吹麻滩镇距离积石山东缘断裂带只有几公里,这个地区房屋损坏可能比较严重。积石山东缘边上的村庄可能会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因为民房较多且大多为土坯或砖木结构,所以要谨防余震带来的二次危害。同时,此次地震区域气温在零下十几度,要注意防寒,避免出现冻伤情况。

徐锡伟:灾后重建要注意两件事。在重建选址时尽可能避开目前已知的活动断层带,不跨断层建设,同时要选择边坡稳定性更好的地基建设,防止地震带来的滑坡等次生灾害。在房屋建设方面,要按照抗震设防标准建造房屋,以减少人员伤亡。

盖茨展望2024:更多AI,多国选举将成健康与气候的转折点

【编者按】当地时间12月19日,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慈善家比尔·盖茨发布了对来年的年度预测,称2024年将是一个“转折点”。他在这封长达10页的信中表示,期望看到人工智能领域的更多创新、婴儿营养不良问题的突破、气候变化谈判的进展以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全球选举。

2023年前,盖茨预计,世界可以收复根除脊髓灰质炎的失地,人工智能超声波可以帮助拯救母亲及其婴儿,基因疗法可以帮助治疗艾滋病,更好的建筑可以应对气候变化。他今年对人工智能的预测超越了去年,断言人工智能的进步将广泛改善全球健康,同时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人工智能将以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速度加快新发现。”他写道,“如果我们现在做出明智的投资,人工智能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公平。”盖茨预测,高收入国家的普通民众距离广泛使用人工智能还有18至24个月的时间。在其他地方,盖茨预计这个数字将是三年。

盖茨表示,世界在利用肠道微生物补充剂来解决儿童营养不良方面即将取得突破。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经历极端天气,气候变化对话正在不断推进。“我预测,到2024年及以后,我们将看到许多新的创新进入市场——即使是在核能等非常复杂的领域。”

盖茨表示,到2024年,拥有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国家将举行选举。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选举结果将“塑造全球健康和气候的未来”,“我相信2024年的选举将成为健康和气候的转折点。”

以下为这篇文章全文。

当你回顾2023年时,你将如何记起?

对我来说,这将永远是我成为祖父的一年。这将是我与所爱的人共度宝贵时光的一年——无论是在匹克球场上,还是在激动人心的《卡坦岛》游戏中。2023年标志着我第一次将人工智能用于工作和其他正经事,而不仅仅是为了胡闹和为我的朋友创作拙劣的歌词。

今年让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将如何塑造未来,随着2023年即将结束,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思考当今年轻人将继承的世界。在去年的年度展望中,我写道,即将成为祖父母的展望如何让我反思孙女即将出生的世界。现在,我更多地在考虑她将继承的世界,以及几十年后,当她这一代人有话语权时,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我可以开始想象:她将使用的工具,她与亲人保持联系的方式,以及这些创新将帮助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对人工智能能够独自完成哪些工作,以及充当哪些工作的人工智能助手有了更好的认识。而且,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知道,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改善教育、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机会。这激励我去确保这项技术有助于减少——而不是助长——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我一直坚信创新的力量可以为每个孩子提供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人工智能也不例外。

一个新时代的最初几年往往以许多变化为标志。如果你年纪够大,还记得互联网诞生之初的情景。起初,你可能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使用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越来越普遍,直到有一天,你意识到大多数人都有电子邮件地址,在网上购物,并使用搜索引擎来回答他们的问题。

我很高兴今年迎来了我的小外孙女。

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一转变的开端。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和困惑的时代,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如何充分利用人工智能,那你并不孤单。我本以为今年会在基金会的战略评估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这需要阅读数百页的简报材料,而人工智能可以准确地为我总结。但旧习难改,我最终还是按照往常的方式做了准备。

当然,人工智能远不是2023年的唯一定义。我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以及苏丹人民继续遭受的苦难感到心碎。与此同时,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更加频繁,更多的人被迫忍受苦难。世界各地的家庭继续受到通货膨胀加剧和经济增长缓慢的沉重打击。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但我对未来依然乐观。创新的速度前所未有。我们在阿尔茨海默病、肥胖症和镰状细胞病等棘手问题上取得了长足进步,这将改善数百万人的生活。我的朋友、已故的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曾经说过:"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也可能会变得更好。这句话很好地提醒我们,进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每天都在发生。

南非CAPRISA的研究小组正在利用数据改进对同时感染艾滋病毒和结核病的患者的治疗。

 

一名乌干达护士在艾滋病毒疫苗临床试验期间检查参与者的检测结果。(卢克·德雷/盖蒂图片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仍然致力于确保即使面对挫折,世界继续为帮助最贫穷的人群做出更多的努力。我的大部分工作是通过盖茨基金会完成的,我的同事们继续致力于改善全球健康、教育、性别平等等方面的工作。虽然我可以写上几千页的篇幅来介绍他们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所做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但这封信只集中介绍其中几项最令人兴奋的突破。

我还写了我对世界气候进展持乐观态度的原因。我的大部分气候和能源工作都是通过突破能源(Breakthrough Energy)完成的,尽管盖茨基金会正在帮助中低收入国家的人们适应气候变暖的世界。我还继续为阿尔茨海默病等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私人资助。我还在为微软公司提供建议,这让我能够深入了解即将推出的产品,以及如何利用这些产品让世界变得更加公平。

我很幸运,我的工作让我了解到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当你了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时,你就会觉得这些挑战并不那么可怕。在这封信中,我将与大家分享我对未来一年感到乐观的几个原因。我希望它们能让你和我一样,对即将实现的所有进展感到期待。

人工智能将为创新管线提供超动力。

我的工作始终植根于一个核心理念:创新是进步的关键。这是我创办微软的原因,也是二十多年前我和梅琳达创办盖茨基金会的原因。

创新是我们的生活在上个世纪得到极大改善的原因。从电力和汽车到医药和飞机,创新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今天,由于信息技术革命,我们的生产力大大提高。最成功的经济体都是由创新产业推动的,这些产业不断发展,以满足不断变化的世界的需求。

不过,我最喜欢的创新故事要从我最喜欢的一个统计数据说起:自2000年以来,世界上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人数减少了一半。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创新。科学家们想出了更快、更便宜但同样安全的疫苗制造新方法。他们开发出了在世界最偏远地区也能使用的新接种机制,从而使更多的儿童能够接种疫苗。他们还创造了新疫苗,保护儿童免受轮状病毒等致命疾病的侵袭。

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你必须找到最大化影响的方法。创新是让每一分钱发挥最大效益的关键。而人工智能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新发现的速度。

迄今为止,最大的影响之一是创造新药。药物发现需要梳理海量数据,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大大加快这一过程。一些公司已经在用这种方法开发抗癌药物。但盖茨基金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是确保这些工具也能解决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严重影响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健康问题。

我们正在认真研究目前正在进行的大量人工智能创新,并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合作,利用这些技术改善中低收入国家的生活。

今年秋天,我前往塞内加尔会见了一些从事这项工作的优秀研究人员,并庆祝盖茨基金会“大挑战”20周年。盖茨基金会的旗舰创新项目“大挑战”最初启动时只有一个目标:找出健康领域的最大问题,并向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当地研究人员提供资助。我们询问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者将如何解决其社区面临的健康挑战,然后我们为他们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实现目标。

我在塞内加尔遇到的许多人都参加了有史以来的首次人工智能大挑战。当我们在2003年第一次设定目标时,基金会并没有考虑人工智能项目,但我总是被聪颖的科学家们如何能够利用最新技术来解决重大问题所鼓舞。

很高兴从阿姆里塔·马哈莱那里了解到ARMMAN团队如何开发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来改善孕妇的健康状况。

他们的许多工作都处于最早期的开发阶段——我们很有可能在2024年甚至2025年都无法看到其中任何一项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有些甚至根本不会成功。明年的工作将为本十年晚些时候的大规模技术繁荣奠定基础。

尽管如此,看到这么多的创意被提到台面上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以下是目前正在探讨的一些最具雄心的问题的一小部分:

人工智能能否对抗抗生素耐药性?抗生素具有终结感染的神奇功效,但如果使用过于频繁,病原体就会学会如何忽视它们。这就是所谓的抗菌药物耐药性(AMR)。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尤其是在非洲,因为非洲的AMR死亡率最高。加纳Aurum研究所的Nana Kofi Quakyi正在开发一种人工智能驱动的工具,帮助卫生工作者在开具抗生素处方时避免造成AMR。该工具将梳理所有可用信息——包括当地临床指南和健康监测数据,了解哪些病原体目前在该地区有产生耐药性的风险——并就最佳药物、剂量和疗程提出建议。

人工智能能否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辅导?目前正在试点的人工智能教育工具令人耳目一新,因为它们是为每个学习者量身定制的。其中一些工具,如Khanmigo和MATHia,已经非常出色,而且在未来几年只会越来越好。这类技术最让我兴奋的一点是,无论学生住在哪里,都有可能将其本地化。例如,内罗毕的一个团队正在开发Somanasi,这是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导师,与肯尼亚的课程保持一致。这个名字在斯瓦希里语中的意思是“一起学习”,导师的设计考虑到了文化背景,因此使用它的学生感觉很熟悉。

在肯尼亚内罗毕的一间教室里,学生们与人工智能导师互动。

 

托尼·恩敦古(Tonee Ndungu)——他的团队正在开发Somanas——展示他们最新版本的个性化教育辅导。

● 人工智能能否帮助治疗高危妊娠?每两分钟就有一名妇女死于分娩。这是一个可怕的统计数字,但我希望人工智能能有所帮助。去年,我有写到人工智能驱动的超声波检查如何帮助识别妊娠风险。今年,我很高兴能见到ARMMAN公司的研究人员,他们希望利用人工智能来提高印度新妈妈的分娩成功率。他们的大型语言模型有朝一日将成为医护人员治疗高危妊娠的人工智能助手。它可以用英语和泰卢固语使用,最酷的是,它会根据使用它的人的经验水平自动调整——无论你是一位完全没有经验的护士,还是一位有几十年经验的助产士。

● 人工智能能否帮助人们评估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对很多人来说,向医生或护士谈论自己的性史可能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但是,这些信息对于评估艾滋病等疾病的风险和开具预防性治疗处方却非常重要。南非的一款新聊天机器人旨在让艾滋病风险评估变得更容易。它就像一个不带偏见、不做评判的咨询师,可以提供全天候的建议。索菲·帕斯科(Sophie Pascoe)和她的团队在开发这款聊天机器人时,特别考虑到了边缘化人群和弱势群体——这些人群在寻求预防性治疗时往往遭遇污名化和歧视。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创新方法可以帮助更多的妇女了解自身的风险,并采取行动保护自己。

人工智能能否让每位医务工作者更容易获取医疗信息?在治疗危重病人时,你需要快速查阅他们的病历,了解他们是否对某种药物过敏或有心脏病史。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地方,很多人没有任何病史记录,这是一个大问题。玛丽亚姆·穆斯塔法(Maryam Mustafa)的团队正在开发一款支持语音的移动应用程序,它能让巴基斯坦的孕产妇保健工作者更轻松地创建医疗记录。该应用会询问一系列有关病人的信息,然后根据回答填写标准病历。为卫生工作者提供更多的数据,有望改善巴基斯坦的妊娠结局,该国的妊娠结局是世界上最糟糕的。

像这样的项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仍然存在巨大的障碍,比如如何在不牺牲质量的情况下扩大项目规模,以及如何提供足够的后台访问权限以确保项目长期保持功能。但我乐观地认为,我们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看到这么多研究人员已经在思考如何在中低收入国家部署新技术,我很受启发。

在如何让人工智能更加公平方面,我们可以从全球健康领域学到很多东西。最主要的经验是,产品必须针对使用人群量身定制。我提到的医疗信息应用程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巴基斯坦,人们通常会互相发送语音便签,而不是发送短信或电子邮件。因此,创建一个依靠语音指令而不是输入冗长查询的应用程序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该项目是用乌尔都语设计的,这意味着不会有任何翻译问题。

如果我们现在进行明智的投资,人工智能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公平。它可以减少甚至消除富裕世界获得创新与贫穷世界获得创新之间的滞后时间。

“在如何让人工智能更加公平方面,我们可以从全球健康领域学到很多东西。最主要的经验是,产品必须针对使用人群量身定制。”

如果让我做个预测,在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我猜离普通民众大量使用人工智能还有18-24个月的时间。而在非洲国家,我预计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人工智能的使用就会达到相当的水平。这仍然是一个差距,但比我们在其他创新中看到的滞后时间要短得多。

盖茨基金会的核心工作一直以来是通过创新缩小这一差距。当我想到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将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供给需要的人时,我感觉自己就像迎接圣诞节早晨的孩子。这是我明年要花很多时间思考的问题。

期待已久的营养不良问题的突破即将到来。

在盖茨基金会,我们愿意下大赌注。我们知道每一次冒险都可能没有回报,但这没关系。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逐步取得进展。我们的目标是将我们的努力和资源投入到重大项目中,这些项目一旦成功,就能拯救和改善生命。

当你下一个大赌注时,你往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看到它是否有回报。当你终于意识到它会成功时,那种感觉是难以置信的。我最兴奋的一次豪赌就接近了这一时刻:利用我们对肠道微生物群的了解来预防和治疗营养不良。

经常有人问我,如果只能解决一个问题,我会选择什么。我的答案不变:营养不良。这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健康不平等现象,大约每四个儿童中就有一个受到影响。如果在生命的头两年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身体和智力都无法正常发育。通过解决营养不良问题,我们可以减少导致儿童死亡的最大因素之一。

照片中所有的孩子都是9岁,但中间的3个孩子由于发育迟缓,远远低于同龄孩子的平均身高。

营养不良的原因远比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要复杂得多。大约15年前,研究人员注意到脊髓灰质炎等口服儿童疫苗在营养不良率高的地区效果不佳,他们开始怀疑生活在肠道中的细菌——微生物群——可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很明显,有什么东西妨碍了它们被正常吸收。

这种怀疑在2013年得到了证实,当时生物学家杰夫·戈登(Jeff Gordon)发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研究了马拉维一对双胞胎婴儿的微生物群。微生物群不仅是健康的副产品,还是健康的决定因素。这是第一条重要线索,表明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改变肠道微生物群来减少营养不良问题。

“经常有人问我,如果只能解决一个问题,我会选择什么。我的答案不变:营养不良。”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对肠道微生物群的了解比之前的1000年还要多。我们发现,生活在肠道中的细菌可能处于功能失调状态,从而导致炎症,使人无法吸收营养。我们发现,如果及早干预,就能最大程度地改善肠道微生物群。

在人类发育过程中最先出现的肠道细菌之一叫做婴儿双歧杆菌。它能帮助将母乳中的糖分分解成人体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反过来,母乳又为婴儿双歧杆菌和整个肠道微生物群提供食物。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但是,如果婴儿一开始没有足够的婴儿双歧杆菌,他们就可能无法从母乳中吸收足够的营养来支持其他必要的肠道细菌的生长。

要克服这种缺陷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可以获得世界上所有富含营养的食物,但这并不管用。如果你的肠道生长路径过早被打乱,你可能永远无法吸收到所需的全部营养。

但是,如果我们能给高危婴儿服用婴儿双歧杆菌作为益生菌补充剂呢?我们能否及早干预,让他们正常发育?

这正是基金会合作伙伴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的问题——我们终于找到了答案。我们正在对一种可添加到母乳中的婴儿双歧杆菌粉末补充剂进行三期临床。来自5个国家的16000名婴儿参与了试验,研究人员正在对每个婴儿进行跟踪,以确保益生菌既安全又有效。

目前的研究结果令人惊叹:通过给婴儿喂食这种益生菌,可以帮助他们的微生物群进入积极状态,从而使他们能够长大并充分发挥潜力。这对预防营养不良大有裨益。

在试验进行的同时,基金会的合作伙伴也在努力研究如何降低生产成本。我们必须使成本足够低廉,以便在营养不良率最高的低收入国家广泛使用。

下一步(希望)是获得更广泛的监管批准,并扩大高质量和可靠的生产规模。世卫组织已经发布了如何使用这些益生菌的指南,这是需要扫清的一大障碍。我对正在进行的其他形式的研究也很乐观,比如直接给婴儿服用的液体版本,而不是混合在母乳中。

在婴儿出生前就能改善肠道微生物群,这也让我感到兴奋。新的研究发现,婴儿的微生物群与母亲的微生物群息息相关。解决子宫内的炎症问题会给产妇、胎盘和发育中的胎儿带来更多益处。

如果我们能给准妈妈提供一种益生菌补充剂,让她的孩子从出生第一天起肠道就正常发育,那会怎么样呢?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活体生物药到底是什么样的,也不清楚如何给药,这还只是非常早期的研究。但研究表明,健康的微生物群可帮助婴儿在妊娠晚期每天增加5克体重。

在过去的十年里,儿童健康领域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我一生中的预期。看到微生物群从一个完全看不见的东西变成解决世界上最大健康不平等之一的关键策略,真是令人惊叹。我迫不及待地期待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将学到多少新知识,以及我们将如何运用这些知识来拯救生命。

气候对话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如果把国家首脑、学生活动家、商界领袖和慈善家聚在一处,让他们共同应对气候危机,会发生什么?他们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本月早些时候,我参加了举办于迪拜的COP28(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那度过的几天十分充实,让人大开眼界。算上我此前参加的举办于巴黎和格拉斯哥的COP(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参加了。

这些会议很好地向人们揭示了气候斗争是如何随着时间演变的。年轻的气候活动家们所具有的热情深深感染了我。有趣的是,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目睹和感受到极端天气的发生,人们对气候问题的讨论热度也越来越高。

我希望,这一热度将推动我们加大对创新的投资,以帮助那些在气候变化中,受影响最大的人群,尤其是生活在赤道附近的贫困农民。他们并不是气候问题的制造者,然而他们的生活却深受其害,因此,他们需要我们的关注。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方面,人们于今年的COP上对气候适应投入了更多的关注,甚至花了一整天时间来专门探讨健康问题。

生产这些枣的棕榈树可以忍受含盐的水,因此它们可以在更多地方生长。

 

国际盐碱农业研究中心的Tarifa Al Zaabi博士在迪拜举行的COP上介绍了她在盐碱环境中种植作物的研究。

国际盐碱农业研究中心的Tarifa Al Zaabi博士在迪拜举行的COP上介绍了她在盐碱环境中种植作物的研究。

让我感到吃惊的还有人们探讨气候问题的方式是如此详尽。我在迪拜目睹的最大变化是,人们关于减缓气候变化的讨论尤为广泛,尤其是清洁能源方面。

在前几届COP上,人们多把关注点集中在推广风能和太阳能上。而在本次缔约方大会上,更多的讨论是其他造成大量排放的行业,如农业和制造业。(我以前曾写过关于我如何减少和抵消自身排放的文章)。很显然,各国领导人也在认真思考,各国如何才能建设一个从多种不同来源获取绿色能源的未来。风能和太阳能将仍是未来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各国领导人现在认识到,在光能或风能不足时,需要有更可靠的能源作为补充。

这其中越来越多地包括了核能。

“在无碳能源中,核能是唯一一个几乎可以在地球上任何地方、不分昼夜和季节供电的,其可靠性已经得到广泛证实。”

去年,我注意到人们对核能的整体接受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过去我提起核能时,往往得向人们解释核能并非如他们所想是个妖魔化的存在。但最近,我花更多时间来说明我们如何普及核能技术的应用,而不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它。我很高兴看到近二十多个国家在COP上承诺到2050年将核电能力提高两倍。

我认为人们态度发生转变的一个原因是核能的实用性。在无碳能源中,核能是唯一一个几乎可以在地球上任何地方、不分昼夜和季节供电的,其可靠性已经得到广泛证实。随着各国在其气候计划方面取得进展,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我们很可能需要核电来满足世界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以及消除碳排放的需要。

关于人们态度转变的另一部分原因,我归结于下一代核技术研发中取得的进展。

几十年来,核技术的研发一直停滞不前。切尔诺贝利和三哩岛等广为人知的核事故让人们意识到核电所蕴含的真实风险。我们并没有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而是选择不再继续研究这一领域。幸好这种情况正发生变化。

对于泰拉能源(Terrapower)——我于2008年创立的一家公司——所研发的技术,我抱以乐观的态度。今年早些时候,我去到怀俄明州凯默勒,到访了泰拉能源的首座工厂选址。这座核电站有可能在2030年投入使用,届时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核设施,与传统反应堆相比,它将更加安全,产生的废料也会少得多。

怀俄明州凯默勒的发电厂将于2026年停止燃煤,并于2036年完全关闭。

 

今年早些时候,我参观了位于凯默勒的诺顿(Naughton)发电厂。按照计划,所有工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在泰拉能源(TerraPower)工厂找到工作。

很多人仍对核电的经济性持怀疑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建造新核电站的成本非常昂贵。我希望凯默勒核电站能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的疑虑。在建设高峰期,核电站的建设将为小镇带来1600个建筑工作岗位。一旦开始运行,它将雇用200到250名员工,其中包括一些来自当地煤炭厂的工人,该煤炭厂按计划即将关停。

钠测试设施将于2024年在凯默勒开工建设。(你可以在此阅读更多关于钠的信息,了解其重要性)这是泰拉能源在持续推进核设施建设方面踏出的重要一步。

正如大多数人想象中的核电站一样,泰拉能源采用裂变反应堆,通过分裂原子来产生能量。但科学家们同时正研究一种全新的反应堆,以让原子聚在一起产生能量。这个过程与太阳的发电过程相同,这被称为核聚变。

差不多整整一年前,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首次实现了聚变反应,产生的能量超过了吸收的能量。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也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这项技术仍处于研发阶段,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其应用持以乐观的态度。

这张图片展示的是1986年的一次核聚变实验。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核聚变点火,他们终于在去年实现了这一目标。(Corbis/盖蒂图片社)

零排放技术从设想变为现实的转变从来都令人振奋。参观技术初创区的经历是我此次COP之行的亮点之一。八年前,当各国在巴黎COP上宣布致力于气候创新时,这里的大多数公司还不存在。

我预测,在2024年及未来,我们将看到大量新型技术进入市场——即使是像核能这样非常复杂的领域。气候危机可能会让人感到不知所措,然而,当你意识到我们所取得的进展,就更容易持有乐观的态度。如果全世界继续将重点放到对技术创新的投资上,我相信我们能在实现气候目标方面取得广阔的进展。

2024年的选举将塑造全球卫生和气候的未来。

最近,一个统计数据让我大吃一惊:2024年的投票人数可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

明年,近60个国家的公民将投票选举各级政府领导人。这些国家有40多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想想都令人震惊。

美国、印度和南非正在举行的全国大选将吸引大多数人的目光。但全球数十亿人还将选举州长、市长、地方议员等。各级政府都将参加投票。虽然每年的选举都很重要,但2024年投票人数之多意味着选举结果将对世界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

如果可以,我希望明年参与投票的人们——无论他们身处何处——考虑选出懂得在全世界投资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的领导人。历史一次次地证明,当政府选择接触并援助别国人民时,整个世界都会从中受益。

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或许是彰显慷慨精神的最好示例,2023年是该计划诞生的20周年。20年前的今年,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启动了官方名为“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的PEPFAR。从那时起,该计划为艾滋病预防和治疗提供了逾1000亿美元的资金,挽救了2500万人的生命。2003年以来,该计划帮助非洲大陆降低了三分之一以上的贫困率,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艾滋病给非洲经济发展造成的负担。

这正是各国政府应该支持的计划。但是,经济危机的发生导致各国削减了国际资金的投入,影响了全球健康优先事项的推进。而气候危机又成为了需要全球关注和支持的新挑战。

我相信,2024年的选举将是应对健康和气候问题的转折点。当选领导人做出的判断将决定我们在每个领域能取得多大进展。

在健康方面,我们不仅要弥补新冠大流行所造成的损失,还要继续向前推进。

五岁前死亡的儿童人数是衡量我们表现的最佳指标。自1990年以来,儿童死亡人数已从每年1200万降至每年500万。这一惊人的数字很好地证明了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等项目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等组织为儿童接种针对致命疾病疫苗的行动成效。联合国原定于2030年将儿童死亡人数再次减半,但由于新冠大流行等挑战,这一目标将无法实现。不过,如果各国继续或加大对外援助,这一目标仍有望在下一个十年实现。

我们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准备。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写了很多——包括在去年的年度展望中!——全球待办事项清单仍未改变。现在是时候要政策制定者将防备大流行的工作视作优先事项了,否则将为时已晚。

印度班加罗尔的一名妇女接受新冠检测。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实验室里,卡塔林·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博士和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博士正在研究使mRNA疫苗技术成为可能。

气候问题上,正如我在上一节中写到的,我对我们的总体进展感到乐观。但未来五年仍至关重要。

在COP期间,我很惊讶能看到这么多世界领导人对气候创新表示支持。部分资金已用于开发新的突破性技术,但还有很多资金仍在计划分配中。比如说,美国政府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和《两党基础设施法》筹集到的资金将在未来五年继续流向社区,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世界上许多国家,但我们决不允许推迟或终止这些投资的现象发生。

这十年也是升级电网和改善电力传输的关键时期。世界在清洁发电方面取得了极大进步,但如果没有电力基础设施,我们就无法充分发挥这项艰苦工作的潜力。这需要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领导人的支持。

输电线路将电力输送到德国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Schroptschop/盖蒂图片社)

毫无疑问,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巨大挑战。如果要应对它们,我们就必须确保政策制定者最大限度地确保选择的多样性。我们不能让极端主义和两极分化限制我们的选择。

想想看:我们还不知道哪种气候突破组合能让我们实现零排放。今天,全世界都在豪赌的一些创新最终可能不会成功——但这没关系,只要我们还有其他选择。面对我们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需要未雨绸缪,我们需要思考什么会在一段时间内产生最大的影响。

在这封信的前半部分,我写了为什么我认为创新是取得进步的关键。加速创新既需要政治领袖,也需要私营领域的领导者。在全世界的选民决定他们希望选举哪些候选人担任国家、州和地方职务时,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什么样的领导人能够推动我们需要的创新,并确保这些创新能够服务于最需要的人群。

为2024年做好准备

我的朋友查克·费尼(Chuck Feeney)于十月份离开了我们,我最近总是想起他。他大力推崇“生前捐赠”这一由他提出的理念。随着一年又要过去,我发现自己在思考如何真正贯彻这一理念。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不断地问自己一个问题: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该如何使用我的财富服务于最多的人,给予他们最多的帮助?有时答案很清晰。当答案不那么清晰时,我会求助于我饱含智慧的同事、家人和朋友,他们往往能提供做出正确选择所需的前瞻性、视角、道德标准和数据点。

看着我的孩子们长大成人,成为我宝贵的智慧源泉,我感到十分高兴。在基金会举办的“目标守卫者”活动中,我和我最小的孩子菲比同台登场,是我今年的一大高光时刻。我的三个孩子总能帮助我了解年轻人眼中的世界,以及TikTok的最新趋势。

在今年基金会举办的“目标守卫者”活动中,我很高兴看到我的女儿菲比主持了一个关于性别平等的小组讨论。

我很期待能和孩子们一起享受假期,好好充电。我在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对假期和周末完全没什么兴趣。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当我成为一名父亲后,我意识到生活不止是工作。我希望在2024年到来之前,你们能在这个假期里抽出一点时间来娱乐和放松。

祝你们及你们所爱之人新年快乐。

比尔·盖茨

文章来源:

https://www.gatesnotes.com/The-Year-Ahead-2024?WT.mc_id=20231218210000_TYA-2024_MED-ST_&WT.tsrc=MEDST

https://mp.weixin.qq.com/s/vQiliGAgweR9LXPBJJHz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