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业务的拓展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相比2000年，现在的全球化难度更大。”作为一位出海“老兵”，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影医疗”）海外业务部副总裁黄兆麟感慨颇多，非洲市场的投资是一种长期的价值投资，现在开始投入，虽然段时间可能难以见到回报，但会在未来两三年甚至五年后看到回报。
2018年，联影医疗宣布全面开启全球化后，选择美国、欧洲和日本作为第一阶段的重点区域。并开始布局非洲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陆续在阿联酋迪拜、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南非比勒陀利亚等地成立区域总部与子公司。
埃塞俄比亚华盛顿医院正在使用联影医疗的CT设备。
联影医疗日前公布的2024半年报显示，上半年，该公司国际市场收入达9.33亿元，同比增长29.94%，占营收比例达17.49%。截至目前，联影医疗产品已进入包括美国、日本、意大利、南非、印度等近80个国家和地区。
黄兆麟表示，尽管在许多人眼中出海非洲面临挑战，如货币贬值、疾病流行和治安问题，但过去几年，非洲的经济和医疗市场整体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市场潜力大，值得深入耕耘。“非洲的经济发展阶段与中国二三十年前相似，当地人无不想尽办法发展经济。尽管非洲市场容量比不上中国，但它有14亿人口，有较大潜力。”黄兆麟说。
然而，黄兆麟也指出，非洲市场的投资就高端医疗设备行业设备而言，短期内可能不会带来显著收益，现在投入可能需要两三年甚至五年才能看到回报。非洲大部分终端客户目前仍然对中国的高端制造和医疗设备持有不信任和质疑的态度，需要建立信任与品牌认知度。
黄兆麟坦言，在海外拓展过程中，人才是一个关键挑战。联影医疗在快速扩展海外市场时，常常面临跨文化沟通的难题。尤其是在工作节奏方面，外国员工往往难以适应中国企业的高效紧张工作方式。
此外，前期的市场拓展成本是无法避免的。首先是品牌认知和服务成本，许多客户更熟悉欧美品牌，而对中国品牌的了解较少。其次，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各地本地化的成本与挑战各不相同，选择优质且合适的合作伙伴尤为关键。特别是在代理商行业中，服务的成本尤为重要。黄兆麟表示，高端影像设备的试错成本非常高，客户会将联影医疗的设备与其他系统供应商进行比较，期望获得同样甚至更具竞争力的服务。
如何开拓非洲市场？黄兆麟称，核心还是产品技术，同时配以长期投入的战略决策、具有竞争力的整体服务方案。黄兆麟指出，中国医疗企业要扎根非洲有几点非常重要，第一组建起当地团队与地区子公司；第二和当地医疗机构、行业协会和专业人才建立合作；第三搭建系统性的服务培训的中心；第四积极参加当地主流的行业展会和交流活动；第五做长期的本土化布局。比如，自2022年首次与埃塞俄比亚华盛顿医院（WHC）合作以来，联影医疗将继续支持其二期医院的建设。
“耐心资本是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柱。”在9月8日2024WeStart全球创业投资大会主论坛上，上海国有资本有限公司总裁戴敏敏发表题为《引导耐心资本，助力科创发展》的主旨演讲。
戴敏敏指出，科技创新往往风险高、投入大、周期长，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即耐心资本。
什么是耐心资本？戴敏敏称，耐心资本需要具备三大特点：坚持价值投资、投资周期长、能够逆周期布局。耐心资本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支持企业在研发、创新和市场培育上的长期投入，稳定金融市场和投资环境，提高投资环境的可预见性，吸引更多长期投资者进入市场，促进资本市场改革和健康发展。
戴敏敏指出，据统计，截至2023年，国内各级政府积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全面布局种子、天使、科技成果转化、创投、产业等各类基金，投资基金数量超过2000只，目标规模约12万亿元，已认缴规模约7万亿元，新设基金中的国资出资占比已超过80%。如今，国有资本已经成为国内“耐心资本”的压舱石。
戴敏敏表示，上海国有资本有限公司将继续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功能性作用，全面覆盖科创主体，和国内一大批一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家级实验室、行业链主企业开展实质性的合作，通过专业化平台和市场化机制，争取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此外，也积极搭建科创投资孵化平台，学习借鉴“Flagship”“Angel list”等国际先进模式，搭建面向未来的科创投资孵化平台。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金融服务好科技创新是金融系统非常重要的战略任务，而当前科技金融服务需求量大，但科技金融供给较小，金融体系资源丰富，但科技金融资源不足。”在9月8日举行的2024WeStart全球创业投资大会主论坛上，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在发表题为《投贷联动机制与科技金融体系》的主旨演讲时表达了上述观点。
屠光绍在演讲中指出，从科创信贷来看，尽管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有所增长，但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偏低。2023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为13.64万亿元，仅占总贷款余额的5.63%。此外，从融资结构与科技行业的匹配来看，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强但科创企业的股权融资弱，我国历年股权投资总规模小于当年新增人民币贷款总量，2022年全国股权投资总金额占新增人民币贷款总量的6.14%。从PE投资周期与科创企业的成长期对比来看，短期资金资本较多但长期资金资本较少，PE投资资金需求量大但多元化不足，退出渠道不畅通，加之科创投资总体不足情况下，存在“资本扎堆”现象，这一系列问题使科技创新企业在获取金融支持方面存在困难。
屠光绍认为，科技创新型企业通常要经历从0到1，再到10、100甚至1万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中，投贷联动可以在每个阶段提供匹配的金融服务，帮助企业走过从研发到市场转化的过程。
他指出，投贷联动多年来没有发挥足够作用，银行信贷与创业投资的结合还没有充分实现，投贷联动的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
为什么要谈投贷联动？屠光绍强调，在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中，发展科技金融需要相应机制将大量的银行资源引导到科技领域，投贷联动是重要抓手。传统的链条模式可能无法提供充分服务，投贷联动可以更有效地推动创新创业，放大金融服务的效率。其次，投贷联动能发挥金融体系的整合作用，利用好银行资源并结合保险、基金等其他金融工具，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全面的支持。
为进一步完善投贷联动机制，屠光绍提出了以下建议：
其一，大力发展股权投资特别是风险投资。屠光绍认为，科技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银行贷款的支持，还需要扩大科技投资规模，提升科技投资能力，并支持各类投资主体，引导更多长期资金注入科技创新企业。
其二，健全投贷联动的模式和机制，从外部和内部投贷联动两个层面推进，发展混合投贷，促进银行与投资机构的合作，鼓励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形成多层次的资金支持体系。
屠光绍呼吁，推动商业银行经营有序转型，扩大信用贷款规模和发展知识产权等质押贷款，推进风投贷、并购贷，参与风投债市场，以更好地支持科技企业。
屠光绍指出，政府、市场和监管部门应加强协同，从市场机制、监管政策、政府资源三个方面优化投贷联动的发展生态，共同推动科技金融体系的发展。同时，政府的引导基金也对科技金融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自指数创建五年来，美国一直排名全球第一，中国从2020年起近四年一直排名第二。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尤其在数据开发利用、原始创新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在7月4日下午举行的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科学前沿主论坛上，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共同研制的《2023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指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赵志耘在发布时介绍，尽管总体格局上，美国和中国稳居第一梯队，但中国尚未形成具有绝对领先优势的核心竞争力。
该《报告》聚焦基础支撑、资源与环境、科技研发、产业与应用、国际合作交流等5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对46个重点国家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和治理情况进行量化评估。澎湃科技（www.thepaper.cn)注意到，综合考虑总得分、国家间分差、一级指标排名等因素，报告将参评国家划分为四个梯队，美国和中国稳居第一梯队，总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第二梯队与第一梯队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中美两国AI水平稳居第一梯队
总体格局上，2023年全球人工智能美国和中国稳居第一梯队，英国、日本、新加坡等9个国家位居第二梯队。其中，美国以74.71的总分大幅领先，中国总分为52.69分，排名第二，比排名第三的英国高出近15分。美国全面领先，中美在多数指标上处于“断层式”领先。自指数创建五年来，美国一直排名全球第一，中国从2020年起近四年一直排名第二。
《2023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指数报告》正式发布
《报告》指出，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数量和人工智能企业数量上均领先于第二梯队国家。在主要国家人工智能顶级论文数量和主要国家人工智能专利授权数量上，中国远高于美国。比如，在主要国家人工智能顶级论文数量占比上，中国占比36.7%，美国占比22.6%。在主要国家人工智能专利授权数量占比上，中国占比34.7%，美国占比32%。
《报告》也提到，第二梯队中，英国在整体教育资源和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方面比较突出，日本专利也较为突出。德国在产业和应用方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风险投资以及国内市场规模方面很有优势。第三、四梯队部分国家有所进步，其中印度和沙特阿拉伯连续三年排位上升。
学习模型研发数量中，美国人工智能企业表现突出
统观当下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趋势，赵志耘提到了当下全球趋势呈现四个特点。
趋势一，大模型的突破带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加快，自然语言处理、多模态等领域研发提速。多模态领域的模型数量大幅增长，从2022年的9个增加到2023年的35个。需要注意的是，2023年AI for Science持续深入，面向生物/医药、地球科学、数学、材料科学等科研领域的机器学习模型不断涌现。
全球趋势观察
趋势二，产业界在模型开发上的领先优势凸显。《报告》显示，2023年产业界独立研发的机器学习模型达到176个，是学术界的3.5倍。
澎湃科技注意到，在2023年机器学习模型研发数量的机构中，美国人工智能企业表现尤为突出，2023年推出2个以上机器学习模型的13家机构中，美国7家，研发学习模型数量最多的来自谷歌，数量达到19个。中国2家（阿里巴巴、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英国、加拿大、法国、阿联酋各占1家。
《报告》同时还提及，近十年产业界独立研发的机器学习模型数量占比从2013年的25%上升到2023年的62.6%，学术界却不断下降，与产业界的差距拉大。
趋势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开源项目激增，开源仍是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的重要模式。《报告》指出，近十年GitHub上人工智能开源项目总数持续增长，从2013年的1.2万个增加到2023年的约190万个。印度成为最大的开源项目来源国，每年贡献的人工智能开源项目数量占全球的比重从2013年的3.1%增长到2023年的27.3%，2020年开始反超美国。
趋势四，人工智能企业新增数量开始增长，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险投资规模急剧扩大，主要集中在美国、法国、中国、以色列、英国等国家。在过去的2018-2022年，全球新增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在逐年递减，但是这种递减趋势在2023年得到了抑制，同时有回转的倾向，2023年新增企业数量同比上涨了21.5%。
同时有一个更为乐观的趋势是，全球人工智能风险投资额虽然还是下降的趋势，但是这种下降的幅度在明显缩减。尤其是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风险投资规模在快速扩大，也使得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原始创新需要加强
《报告》指出，中国人工智能综合水平保持全球第二，但尚未形成具有绝对领先优势的核心竞争力。在人才培养、科研产出、产业发展等方面，中国取得积极成效。
在高层次人工智能人才队伍上，顶会顶刊论文作者数量从2018年的328人增长到2022年的1674人，与美国的差距正逐渐缩小。高质量科研成果数量明显上升，顶会顶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累计贡献的高影响力人工智能开源项目目前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印度。
不过，赵志耘指出，从当前主流技术路线的趋势特征以及支撑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基础条件来看，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尤其在数据开发利用、原始创新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报告》也同时提到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建议及展望。
赵志耘表示，应加快高水平规模化的应用，这将是中国最大的优势。此外，加强数据资源建设，健全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建设安全合规、大规模、高质量的语料库。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育，加快高水平规模化应用，聚焦关键领域打造一批具有技术先进性和规模化潜力的重大场景，推动大小模型协同落地。
·在2024年上海科技节科创教育分会上，10位科学家获聘科学副校长。上海市市西中学教育集团总校长董君武称，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国在拔尖、创新性人才上缺乏。
5月18日下午，在2024年上海科技节科创教育分会现场上，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薛永祺、上海航天局副局长李昕、复旦大学希德书院院长卢宝荣教授等10位科学家获聘科学副校长。
10位获聘的科学副校长还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松江研究院副院长仇子龙教授、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张建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姜雪峰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杨金山、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工艺系统所副所长宋春景等青年科学家和科普专家；还有来自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许保云、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李维娜。
据了解，这是上海市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的重要举措，聘请的科学副校长层次高、来源广泛、实践性强。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主任、希德书院院长卢宝荣教授告诉澎湃科技（www.thepaper.cn)，他长期做科学教育，曾在西藏连续做了5年的科教援藏。他认为一定要在科学与创新创造中多做减法、抓住关键。要通过艺术来激发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摆脱固有思维对科学研究的束缚。
聘任科学副校长的学校为来自上海各个区县的10家中小学。当下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小学校园内科学教育应该怎么做？如何结合技术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不少身处教育界一线工作人员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上海市市西中学教育集团总校长董君武称，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国在拔尖、创新性人才上非常缺乏，现在基础教育阶段承担的科学教育任务重、压力大。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科学教育最核心的是要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
上海宝山区教育工作党委副书记、宝山区教育局局长张治在接受澎湃科技采访时也提到，学校已经充分意识到人工智能对于人们脑力劳动的方式冲击力极大。伴随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方向也可能需要发生调整。
如何将人工智能和科学教育相结合？张治认为，人工智能走进教育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步是学校开始教人工智能，第二步是用人工智能开展教学，最后是用人工智能重塑教育。
“目前中小学已经逐渐进入第一个阶段，大部分学校都开始意识到用人工智能来赋能老师，这已经很好了。”张治说。作为上海市首个获批教育部“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区”，宝山区正在尝试将“AI教师”引入教学过程，打造“未来宝”这一教育数字基座，为教师日常办公减负增效。
科技创业要想成功，技术和市场哪个更重要？5月29日，在“2024长三角聚劲科创大赛”开赛现场，来自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副教授孙金云和与会嘉宾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
上海挚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曹光宇认为，作为科创企业，首先必须要有一项能够对社会起到引领性的创新性技术。“如果没有创新性技术，就不要去创业。”
英飞尼迪资本总裁、CEO陈小刚认为，技术超前一步可能带来领先优势，但超前太多则可能成为行业的先驱甚至牺牲者。他表示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及其创始人刚开始创业时虽充满激情，但因时机和技术匹配度不佳，没能穿越死亡曲线，最终只能“长使英雄泪满襟”。
上海陟明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陆辉本称，他一直坚信一个观点，“去生产你销售的产品，而不是去销售你生产的产品。”技术领先是必要因素，但一定要关注市场需求。要充分去掌控市场、客户的需求，以市场需求为基础做适度的技术创新，对科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更具重要意义。
曹光宇称，对于初创企业而言，拥有清晰的创新流程是成功的关键。他强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科创企业应抓住市场当下最急需的关键产品，并在这类产品中实现技术突破和创新。
他强调，在当前成本革命的背景下，企业应专注解决消费者最迫切的需求，通过技术创新来形成竞争优势。如果头部企业都集中在商业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上，最终将导致市场缺乏差异化竞争。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往往难以盈利，甚至出现毛利率为负的情况。
这场激烈的探讨也拉开了“2024长三角聚劲科创大赛”的序幕。长三角聚劲科创大赛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上海长三角商业创新研究院共同发起举办，旨在选拔、培育、孵化、助力和陪伴具有创新性、前沿性和突破性的科创项目成长，推进长三角创新型人才培养和科创产业的生态建设。
当日，大赛首场赛事上海专题赛路演活动在上海市嘉定区举行，首轮24个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赛道成长组的科创项目团队参加首场比赛。据悉，今年赛事持续升级，共有235个项目入围初赛，比上一赛季增加51%，其中“天使组”94个，“成长组”141个。参赛项目100%来自科创板六大赛道，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项目占比34%，生物产业与生物医药项目占比28%，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项目占比14%，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项目占比12%，新材料、节能环保产业与泛科技项目占比12%。“成长组”项目均持自有专利（含申请中），平均专利数达7.38个，绝大部分企业拥有科技型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编者按】伴随中国科技的发展，中国企业正以全新姿态迈出国门。高质量的制造、先进的科技应用水平，使得中国科技企业有机会在全球市场赢得声誉。如何选择出海目的地？如何顺利出海？出海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出海会遇到哪些在国内想也想不到的坑？出海是回避国内市场内卷的解决之道吗？出海之后，又该如何赢得市场？为了解答一系列关于出海的问题，澎湃科技访谈了相关专家以及十余家出海企业，为您提供他们的一手分享。
聊起出海，安永华中区审计服务副主管合伙人、硬科技行业主管合伙人汤哲辉很有话语权。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既服务过欧美企业的“引进来”到中国发展，也服务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全球化。
中国企业出海也历经好几波浪潮，但最近的这一波出海，在他看来，特点也非常鲜明，即贴上了“科技”标签，并以开拓市场为核心驱动替代了以往以降低成本的诉求，以中国技术和中国品牌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企业正在加速海外布局，对接全球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产业链重塑等发展大趋势。中国企业正在从“产品出海 ”走向“技术出海”、“品牌出海”以及与之配套的“服贸出海”新局面，而这背后所依赖的仍然是多年积累的、强大的中国制造。
日前，澎湃科技就科技出海这一话题和汤哲辉有了一次对话，以下为对话内容：
安永华中区审计服务副主管合伙人、硬科技行业主管合伙人汤哲辉
科创赋能让中国企业有了核心竞争力
澎湃科技：这次中国企业出海跟上次有何不同？
汤哲辉：回望过去20年，中国企业“走出去”与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密切相关。中国抓住了“全球化”红利快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但随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力、土地等要素价格持续上行，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寻求新的生产地。劳动密集型企业，或迁往内陆，或走出去，到海外，成为选择。当时一大批纺织服装和电子装配企业，将产能转移到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走出去”的核心目的是追求生产成本最小化。
但目前这波企业的出海就不一样了，是以开拓市场为核心驱动的“走出去”。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我们制造的产出占全球总产出的近30%，但人口只占全球的17.5%，要消化产能，就得去全球找市场。同时，在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下，我们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不少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拥有了很强的竞争力。以光伏太阳能行业为例，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已经实现全球领跑，而10余年前，这个行业的原料、市场、技术三头在外，在历经国内产业界充分的技术迭代、工艺内卷后，产品成本显著下降，现在中国光伏产品度电的发电成本已经降到10年前的十分之一水平。
科创赋能，使我们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拥有了核心竞争力，形成了中国制造的品牌优势，并也赢得了国际市场，所以现在中国企业出海的节奏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中国由此会走出真正的跨国公司
澎湃科技：企业为何选择出海？
汤哲辉：2018年以来，我们处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际经济形势、社会环境、海外监管秩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三年疫情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欧美以“制造业回归、再工业化”战略为主导，推动中高端供应链回归本土或转移日韩等地。
在此大背景下，国内企业内卷加剧，盈利水平下降，企业出于“无奈”被迫出海，去更靠近市场的地方，寻求新发展空间。作为全球供应链重构的一部分，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走向“供应链”出海，其中包括了技术出海、品牌出海以及与之配套的中国服贸出海新局面。
应该说，中国科创企业现在的出海诉求和当年外资企业来中国也很类似。2007年，我曾经协助了一家世界500强的法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采取的路径是与中国行业内巨头合资的方式进来。法国公司看中的是中国巨大的市场，而中国公司看中的是他们的技术和品牌，双方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
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中国出口“新三样”实现全球领跑，正是这个领域，就在今年，一家行业内领先的中国企业，携自身的品牌和技术，跑去和前述那家世界500强企业成立合资企业，抢占欧洲市场，历史就是一个轮回，现在是轮到中国企业想借力对方，实现对当地市场的深度开发。
可以预期，未来能在中国立足的企业，必然也是实现“出海”和全球化的企业。凭借着从中国市场“卷”出来的经验和供应链出海的整体优势，中国企业将在全球获取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多资源，中国由此会走出真正的强大的跨国公司。
出海的三大风险
澎湃科技：一般企业出海，会遇到哪些风险？
汤哲辉：中国企业出海，除了受到国内机构的政策法规监管外，多因素影响导致的国外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差异化程度，也是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大的方面：
1、 政治因素带来的风险，包括政局稳定性、地缘政治影响以及政府及公共关系的问题；
2、 社会因素带来的风险，包括人员雇佣、复杂的劳资关系、国际化人才短缺、民族宗教影响、文化差异和安全环保风险；
3、 经济因素的风险，首先就是国外成本快速上升的压力，中国国内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和工程师红利，确保了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而海外制造成本上升是显而易见的风险。此外，当地的通货膨胀、行业政策、汇率风险、税务风险都是潜在的威胁。
所以，中国企业出海，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跟风出海”并不提倡。现在，不少企业“盲从”出海。
我们服务一家市值200亿左右的企业，为了出海，在国外已经先设立了很多法律实体。
事实上，2021年10月，包括中国在内的136个包容性框架成员签署了共同声明，同意统一推行“双支柱”国际税改方案，就是目前我们常说的全球最低税法规。目前各个国家立法进度不一，但最快的已于2024年开始实施。在该法案下，对于出海的中国企业而言，尤其是全球收入达到7.5亿欧元的企业集团，即双支柱所影响的跨国企业，需要去评估集团所受支柱二的影响，并且采取应对措施。所以，企业出海究竟如何布局，是件很专业的事情。
企业家要理性出海，避免踩坑，并要学会顺势而为，把握好出海节奏。中国企业这几年去新加坡落区域总部的也不少，但事实上，蜂拥而至的中国企业，快速推高了当地社会的商务成本，所以，我们现在建议去东南亚，特别是还要落生产实体的企业，也可以考虑去泰国等地区，可以显著降低海外运营成本。
总的来说，出海既要企业家的勇气和雄心，更要讲专业精神。如果我们对当地政策、商业环境不够了解，就很容易踩坑。对于企业来说，不能盲从跟风，一定要理性出海。
澎湃科技：企业设立海外总部的话，香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吗？
汤哲辉：开拓东南亚市场的企业将总部放到新加坡去是可以的，但如果要衔接中国大陆和全球市场的话，选择香港是对的，香港的优势是便利性和国际化以及人才优势。
澎湃科技：上海在中国企业出海方面有没有自己的独特地位？
汤哲辉：上海是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的核心支点，有独特优势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桥头堡。上海以强化“四大功能”、建设“五个中心”为主攻方向，持续强化的资金、数据、技术、人才、货物等要素配置能力，从专业服务、资本等方面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从科技、数据等方面赋能企业产品竞争力与企业跨国管理，并以强大的航空、航运枢纽能力保障人员和货物的便利化流动。
澎湃科技：还有哪些出海风险是企业在出去之前无法预料的？
汤哲辉：比如政策的稳定性问题。企业走出去之后，国外政治体制中的政党轮换，可能带来政策的不稳定性。例如，澳大利亚近年来不同执政党对新能源投资的态度差异，直接影响了对该领域的投资。而俄乌冲突，以及所带来的各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对我国企业在两国的投资也造成了直接的损失，这些出海风险有时还不容易把握。
除此之外，伴随企业海外落地成长，其中的管理问题也会慢慢凸显。中国企业缺乏懂国际化管理的人才，特别是要懂得当地合规管理的人员，他们在企业成长过程中，能有效防范重大合规风险事件发生，是有效保障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
出海企业要始终牢记：用合规的确定性，来面对全球政治和风险的不确定性。
澎湃科技：现在的企业家会不会也高估了出海得到的回报？
汤哲辉：企业出海所面临的挑战是很高的。出海是企业发展战略一部分，如果纯粹因为国内市场太卷而出海，那就要慎重了。在中国市场竞争力不足的企业，也很难在海外有长久立足之地。企业出海后，由于成本上升、管理能力跟不上，都可能导致出海败局。企业家切莫高估出海的回报。
出海企业要具备的“三有”
澎湃科技：企业如何在海外建立品牌知名度？
汤哲辉：就像外企在中国推行in China for China一样，中国企业出海之后，也需要融入本地，适应当地的规则去发展。
我们曾经服务过一家做智能电表出口的企业，早在10年前就将CKD组件出口至印尼、巴西、中东等地，并找当地企业成立合资公司来组装并销售电表产品。由于CKD件是国内生产，所以该业务模式的底气，依旧建立在强大的中国制造上。同时，通过与当地合资的方式，实现品牌的本地化，也更有利于打开当地市场。
根据观察，能走出去的企业，往往是“三有”企业，即：有核心技术、有核心竞争力、有规模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才能在海外市场建立自己品牌知名度，并获得价值链中的核心价值。此外，企业也要注意践行ESG可持续发展理念，这既是顺应全球发展潮流，也有益于提升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竞争力与品牌形象。
澎湃科技：中国企业出海的路径跟当年外资企业进中国的路径有何异同？
汤哲辉：如前面的案例，大家的路径还是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本轮中国企业出海，还更需要考虑全球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影响。所以，企业是沿着“一带一路”出海，还是贴近欧美市场布局，对不同企业而言，答案未必都相同。
此外，比起当年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今天“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往往都比较年轻，在合规管理和内控管理等方面，往往缺乏国际经验。
我们安永结合实践经验，提出了一套企业成功“走出去”的路线图，即中国企业应当搭建一个合规治理体系、设立一套合规风险框架、应用一个合规管理工具，从而防范重大合规风险事件的发生；同时持续合规管理发展、持续合规管理监控，从而有效保障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实现。
特别要强调一下，中国企业即便出海，它的根基仍然是中国制造。如果全球化战略忽视了中国制造之基，其实企业也很难另辟蹊径，重新打造核心竞争力的。
中国企业出海的优势
澎湃科技：我们调研了一些科技企业，发现出海的科技型企业大多是把国内的科技应用产品带到了国外，你觉得科技应用能力是目前中国科技企业的一个重要竞争力吗？
汤哲辉：的确是，就像中国的新能源车出口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一，一方面是我们的制造成本的优势，我们的产品物美价廉；另一方面，是我们在应用程序方面做得非常好，这个也与我们国家应用场景丰富，发展数字经济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基础密不可分。中国在大数据、区块链、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加快应用的同时，不断推动了传统产业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互相促进，由此构成中国科技企业重要竞争力。
澎湃科技：刚才也讲到中国科技企业出海依赖的是过去若干年的各类积累，那这种竞争优势可以持续吗？
汤哲辉：中国企业家独特的气质和精神，以及积累的竞争优势，在出海过程中，还是可以继续发扬光大的。但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的挑战也是很大。还是以光伏太阳能行业为例，中国在过去10年里取得的跨越式发展成绩，都得益于行业内技术的突破与创新，在行业利润不错的时候，企业家都争相花钱去做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但如果全行业卷到都没钱赚的时候，企业家还有多大动力去投研发和做科创呢？这是值得思考的。
澎湃科技：根据你的观察，出海做得比较成功的企业有什么特点？
汤哲辉：首先企业家自身要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并带领出一支熟悉国际市场、精通国际规则的人才队伍，并能很好推动人才本地化的建设。
其次是要懂得尊重市场规则、尊重文化差异，对市场有敬畏之心。中国企业“走出去”，无论是在“一带一路”国家复制中国曾经的制造业模式，或是追随国企、央企“借船出海”，或整合全球资源进行产业投资、供应链布局，都需要了解和熟悉当地法律法规，遵守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企业要做到诚信经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满足绿色、环保、供应链安全和稳定的要求。
第三，是坚持合作共赢，以开放心态融入当地市场，即使大国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也应在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的体系下“和平共处”，实现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互利共赢、可持续的共同发展，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积极为当地社会做出贡献，才能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发展。
出海目的地怎么选
澎湃科技：为什么这两年大家对中东这么热衷？
汤哲辉：源于资本驱动，不少中东国家目前正在做产业转型的尝试。他们将卖石油获得的收入，通过投资看好的行业企业，再让他们将业务反投落地中东，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企业，也乐见吸引中东资本入局的同时出海发展。
现在不少新能源企业理想的成长模式是，在香港资本市场通过IPO上市融资，中东资本可以通过香港资本市场进入这些新能源企业做基石投资者，这些企业完成港股IPO之后，再到中东去落地投资。
目前，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都是中东国家偏好的招商行业。
澎湃科技：企业在选择出海目的地时，你觉得应该优先考虑哪些因素？
汤哲辉：“走出去”的时候，企业要考虑的：
1、 可以在贴近资源的地方建立生产链的前半段，或在离市场最近的地方建立生产链的后半段；
2、 围绕国家战略出去，比如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会得到国家的保障；
3、 也可跟随产业链龙头企业的出海步伐，一起抱团出海。跟产业龙头出去，围绕产业链走出去，风险相对4、中国企业也可以跟着外资企业“走出去”，他们本来就有全球的渠道，有外企提出In China for Global的口号，中国企业可以由此借船出海，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全球发展。
最近由上海长三角商业创新研究院等单位发起的长三角国际绿色发展联盟将成立，目的是把行业企业联合起来，在“走出去”过程中实现抱团取暖，企业如单打独斗去海外发展，不一定能得到当地的重视，也不容易找到正确的通道。而联盟模式，就是为行业企业的发展，开辟一条市场化捷径。
澎湃科技：所以去哪里出海，首先要看自己所处的行业？
汤哲辉：的确是，不是所有的行业都适合出海的。而不同的企业，对发展的诉求不一样，其出海的选择路径也有不同。
澎湃科技：对于还没有出海但打算出海的企业来说，首先要做哪些工作？
汤哲辉：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去了解国际市场、目标国的政策、规则和商务方面信息。除了互联网等公开渠道，也可通过参加全球性会展，加强与国际咨询机构、全球企业的沟通和了解，寻求国际合作机会，增加在国际市场的曝光度。
·香港可以做源头创新，但转化需要广阔天地。内地的场景和市场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中之重，无论是人才、市场体量，还是体制结构，香港的科技成果发展离不开与内地的合作，背靠内地大后方才能实现合作共赢。
站在香港中文大学最高点霍英东遥感科学馆向不远处的海岸边眺望，商汤科技、思谋科技等一批从港中大实验室里走出来的科技企业背靠港中大腹地，面朝吐露港，将科技成果输送到更广阔的天地。
“在大学的发展蓝图里，研究不只停留在求知、挖掘和创造知识的层面，而是专注把研究、创新和企业建设成一个富于动力和生产力的连续流程，把研究成果转化成实体利润，把创新传输到全世界。”4月16日，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教授向包括澎湃科技（www.thepaper.cn）在内的媒体讲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经验，师生负责创新，港中大为其开路。“从发明、创新到商品化的路很长，我们希望把这条路铺平。”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
香港教授培育的大豆种到了黄土高原
去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的大豆种子随“神舟十六号”升空，开启香港首个在太空进行空间搭载实验的农业研究项目。项目主持人林汉明是香港中文大学卓敏生命科学教授、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教授在大学里主要是做基础研究，但我自己的愿望却是期待这些基础研究有一天能够离开我的实验室，走进农田去。”2010年，林汉明和团队全球首次利用全基因组测序证明中国野生大豆中的丰富生物多样性，开拓世界大豆种子资源研究新方向。由他带领的国际团队完成了首个野生大豆参照基因组，并与内地专家一起研究中国近100年最主要的130多种大豆的变化。
香港中文大学卓敏生命科学教授、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林汉明。
“现时全球大规模种植的栽培大豆的基因组生物多样性都较狭窄，我国的大豆资源丰富，因此有许多发展的空间。”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林汉明带着他的大豆来到了西北的黄土高原。2014年，团队利用基因组方法在大豆中找到了耐盐主效基因，并据此育成新耐逆大豆品种陇黄1号、陇黄2号和陇黄3号，最近还增加了陇黄4号。在甘肃，他的大豆与小麦、玉米、胡麻、苹果树、杨树等间种，取得良好效果。团队也尝试在高海拔山区种植耐盐耐旱的大豆，甚至应用在耕地修复。2016年-2023年，陇黄1号、2号和3号在横跨2000公里的黄土高原上累计种植面积达118万亩。
陇黄1号、陇黄2号等。
“农业研究人员的愿望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每次看到我们的豆子在不同地方生长，我们都很高兴。有些时候，我拿着一把豆子在阳光下看，对我来说，它们就像闪闪发光的珍珠一样漂亮。”林汉明说，提升农作物价值很重要，这个价值包括营养价值、环境价值、人文价值。
在大学里，研究人员可能原先只希望发个好文章，但如果通过政府的推动，“我们就可以做到产学研结合，并借此推动香港科研力量与内地的结合，因为内地不仅提供了土地和人力资源，亦是香港最接近、最大的市场。”林汉明说，在中国，香港定位为对世界开放的国际创科中心。“我相信科学能够团结世界不同的人，通过民间合作走出去结交朋友，释出善意。利用香港特有的国际网络跟大家合作，我们真心期望能把我们在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分享，说好国家和香港的故事。”
搭建服务平台帮助教授转化科研成果
“我们一直鼓励大学成员创业，直接把研究成果商品化，输送到更广大的市场。”段崇智表示，港中大多年来孕育了多家出色企业，如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汤晓鸥创办的人工智能企业商汤科技、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贾佳亚创办的AI企业思谋科技，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卢煜明等人共同创办的聚焦产前血浆DNA检测技术并扩展至癌症早期检测的思为诺等，这不但完善了国家的创科生态，更为社会带来了实际经济利益。
香港中文大学知识转移办公室牵头负责科技成果转化。但教授到外面开公司，大学如何评价他们的成果？“以前我们没有标准，也不知道怎么评。后来我们就看教授做得怎么样、外面反应怎么样、我们应该给怎样的鼓励，我们希望我们做的事可以帮助教授发展，而不是阻碍他们。”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陈伟仪教授补充道。
为了支持师生和校友创业，2018年，港中大在深圳研究院设立了众创中心，面向港中大师生和校友提供创业托管服务。“初创公司不需要很大的地方，也不需要很多钱，只要有一个好主意试试看。去哪里找房子、怎么招人、税务怎么处理，港中大把这些托管了，你只要负责创新就行。”段崇智说，大学不是赚钱机构，港中大要为师生和校友开启创业第一步。6年过去，众创中心已经集聚了90多家小企业，其中4家已成为准独角兽。他希望这些公司能尽快在这里毕业，“离开我们是最好的，那就说明创业成功了。”
去年，港中大在京、沪、深建立科创网络，设立了6个新的产学研基地，包括北京中心、上海中心、国家（中关村）火炬科创学院中心、创博港上海基地、深港创新研究院（福田）等，这6个中心都设立了创科中心，提供创业托管服务。最近，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了中大创新有限公司，将与业界通力合作，共同投资具有潜力的港中大初创企业，确保港中大在培养新一代创新科研领袖方面稳占先机。“大学是教书、科研跟社会服务三条腿，现在我们多了一条腿，这条腿可以把科研真正带到社会中。从发明、创新到商品化的路很长，我们希望把这条路铺平。”段崇智表示。
香港科技成果转化离不开与内地合作
“香港可以做源头创新，但转化需要广阔天地。”这是香港中文大学深港创新研究院（福田）院长秦岭的切身感受。他表示，内地的场景和市场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中之重，无论是人才、市场体量，还是体制结构方面，香港的科技成果发展离不开与内地的合作。
香港中文大学深港创新研究院（福田）院长秦岭。
2020年春天，香港中文大学深港创新研究院（福田）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落户，专注于机器人、人工智能、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相当于港中大在福田区开了“分店”。这是深港科技创新合作迈出新的一步，也是港中大在深圳新一轮布局的新起点。
三类医疗器械和药物研究涉及政府机构的审批。“香港有很好的监管，但没有负责审批的政府机构。在香港完全建立起这套体制之前，到内地注册发展行之有效。”与此同时，秦岭表示，制造大型设备，产业界的工业资源也在内地。尤其是骨科器械，长三角地区是重镇，借助国家注册人制委托生产和审批上市需和内地企业强强合作。利用两地优势，通过源头创新，最终“香港高校和内地企业合作的创新产品可在大湾区发展，通过获得创新产品的‘绿色通道’，进行多中心临床试验，获三类创新医疗市场准入将在全国使用，相关产品并提前获得CE认证可在欧洲市场流通， 服务临床。”秦岭表示。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助理院长于君。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助理院长于君从事胃肠道肿瘤发生机制、脂肪性肝病、肠道微生态和肿瘤等研究。“转化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于胃癌、肠癌、脂肪肝和肝癌的研究，我们的重点是要发现一些早诊的标记物和治疗靶点，我们在这个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早诊的论文，引导临床治疗。做科研要搜集很多样本。香港的病人样本很少，胃癌、肠癌患者实在有限。内地合作机构非常配合，为我们提供科研所需要的资源。我们找的一个新的标记物，全靠内地合作者，才能和不同医院实现多中心合作，进行相应验证。”于君表示，在科研领域，背靠内地大后方，双方实现合作共赢。在胃癌和肠癌的早期诊断标记物专利申请以后，于君团队和内地公司开展了合作。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系卓敏机械与自动工程学教授刘云辉。
过去几年，香港中文大学天石机器人研究所孵化了一批准独角兽企业，包括聚焦工业无人驾驶的未来机器人有限公司、医疗机器人企业康诺思腾有限公司等，共吸纳创投资金约30亿元。该研究所所长、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系卓敏机械与自动工程学教授刘云辉也希望未来进一步加强和内地同行合作，推动机器人关键技术从0到1的发展。面向机器人技术研发，刘云辉团队开发了鲁棒三维成像技术，可对透明物体三维成像，该技术已在汽车、模块式建筑等领域批量化应用。针对抓起操作难，团队开发机器人智慧抓取及操作技术，具有柔性多指、多用途的巧手适合抓取药品等细小物体。“我们跟菜鸟合作，建立了中国最大的机器人柔性物流仓，应用无人叉车、抓起等技术，现在已经在无锡运行。机器人涉及软硬件开发，香港的优势是跟国际接轨，香港在核心技术研发上可以做得更多，我们只要跟内地合作，利用香港的国际化优势，就有机会在机器人领域跟上国际步伐，一起发展。”
两地合作归根到底是人才交流
香港和香港的大学就像沙漏的通道，背靠祖国，面向世界，融汇中西。如今，段崇智对“沙漏说”又有了新的理解。他表示，沙漏的作用是控制时间。“洞口大，沙就流得快。我们有责任扩大沙漏通道，让沙子流转得更快。”
在段崇智看来，做大学，最重要的是知识、科技和社会责任感，这些就是沙。“我们要把沙漏放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创造出不同的科学发明，这些都是我们的任务。”
而人才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两地的合作，归根到底还是需人才交流。我们现在培养的高端人才大部分来自内地。”秦岭表示。
“仅我们一个实验室就已经和内地26所院校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目的是培养人才，合作共赢。我们实验室80%的人是内地来的，八九成学生是内地高校学生来这儿做博士或博士后。”于君表示，这些学生毕业后，很多回到了内地，成为各个医院和科研机构的科研骨干人才和临床转化人才。
“港中大和内地合作交流，第一是高手的交流，第二是学生的交流。”段崇智说，做教育“不单是要教我们的学生”，“而且要令我们的学生教他们的学生，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是最重要的。”
科技创新催生了需求，形成了产业，最经典的案例之一便是乔布斯推出了iPhone。“我们国家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可以改变全世界的人？香港和内地的合作是一个很好的温室，可以培养这样的人才。”段崇智表示，香港中文大学倡导通过研究和创新为社会创造价值，希望凭借大学作为人才高地和知识摇篮的优势，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新中心，造福国家创新科技发展。
“大学更多是培养技术人才。”对于工程学人才的培养，刘云辉更加注重创新思维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学好技术，再到工业界理解实际场景，结合过去的训练，最终把技术变成一个产品。”
但科技成果转化常常遭遇的问题是技术人才缺乏管理能力。“我们有很好的技术人才，但需要一个很好的CEO。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非常希望和产业界合作，他们有商业管理经验，对市场也比较了解。”不过，刘云辉也表示，技术驱动型的产业转化，特点是技术门槛高，工程人才在高校里通过训练，也可以培养成出色的商业人才。
大豆育苗中。
今年夏天，林汉明打算带着100个中学生去湖南看杂交水稻。也许学生未来不会选择当农夫，也不会做科学家，但他们可以看得更远，选择正确的目标全力以赴。“教育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要跟我做同样的事，只要他们能受到感染，能够选择对的方向，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大豆的故事，不但是给农民种子，种到世界各地去，我更高兴的是把它带到我们的教育里去。”
·“阿联酋敢快速试错，它把政府当创业公司一样运营，同时又按照非常现代的金融监管方式监管Web 3.0。”“他们会投入政策、资金等各项支持，不计成本把AI作为国家政策推进。”
·“没有清晰的中东战略，贸然来到中东募资，只会折戟而归，只有扎根中东才能捕捉到中东机遇。扶持只是锦上添花，很难雪中送炭，因此核心是必须了解本地生态，开发出经得起市场考验的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当地政府体现出深入本地的决心。”
在迪拜生活了8个年头的“90后”朱修颉，这些年见惯了中国创投机构和创业企业在中东来来往往。在中东掘金，要打动“中东土豪”，需要一个中东故事。
“如果创始人、CEO都在中国，只是换个壳、换个皮肤、换个文字、换个翻译，对中东市场和文化没有清晰了解，就贸然做一些所谓的本地化，想拿下中东市场，失败率极高。”1994年出生于陕西榆林的朱修颉如今是Dhow控股集团（Dhow Holding）首席执行官，在迪拜运营着两家科技公司，从事科技互联网投资。
他曾在2015年前往迪拜工作，是阿联酋总理办公室的第一个华人。从2016年“拿着锤子找钉子”开始在中东人工智能方向创业至今，见证了中东地区科技互联网生态从0到1。除了不断创业，他也参与到早期投资中。目前无论是沙特还是阿联酋，其加速器和孵化器均为强政府引导。但这几年，中东的整体科技投资趋势是“不再全世界乱撒钱了”。
朱修颉表示，目前沙特所有的投资都全面转向必须落地本地。而阿布扎比持半开放战略，一部分资金可在海外投资，另一部分希望企业在阿布扎比落地，目前阿布扎比最顶级的两个投资机构是阿布扎比投资局和穆巴达拉（Mubadala），两个主权基金分别由两位不同的阿布扎比王室成员控制，分别是阿联酋副总统谢赫·曼苏尔和阿布扎比副酋长谢赫·塔努恩，这两位王室成员也是亲兄弟。迪拜政府难以像沙特和阿布扎比这样将资金大规模配置到科技公司，因此迪拜政府的投资方式多为政策支持。周边国家中，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呈现相似情形。
同样生活在迪拜的Web 3.0技术研发者李伟介绍，沙特王储小萨勒曼（默罕默德·本·萨勒曼，简称MBS）常引用一个词：经济泄漏。“沙特每年都会给本国国民发津贴，尤其是王室家族、中产，发得比较多。但这些人不事生产，每年拿到钱就去欧洲消费。”但实际上“肉要烂在锅里，钱要花在本地”，李伟认为，来中东募资的中国企业和中国投资人要抱着“入赘”的心态，人和技术扎根中东，中东才愿意投资，“整个中东，包括阿布扎比、利雅得，都是同样的思路。”
朱修颉说，没有清晰的中东战略，贸然来到中东募资，只会折戟而归，只有扎根中东才能捕捉到中东机遇。扶持只是锦上添花，很难雪中送炭，因此核心是必须了解本地生态，开发出经得起市场考验的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当地政府体现出深入本地的决心。
刚来中东时，朱修颉感受到中东犹如一潭死水，迪拜没什么科技公司和风投。这些年，中东想做阿拉伯人自己的人工智能（AI）、云服务、数据中心。朱修颉表示，在人工智能方面，沙特和阿联酋砸钱培养新一代AI学术研究。过去一年，全世界显卡短缺，沙特、阿联酋都加入了显卡购买阵营，作为战略储备供给给大学、研究机构、商业公司。阿布扎比技术创新研究所今年还发布了Falcon大模型，一度超过了一些市场主流大模型。在Web 3.0方面，迪拜已成为Web 3.0在北美之外最核心的区域之一，全世界十大交易所中，大约有5家总部设在迪拜，大量创始人和投资人活跃于中东。这里采取最激进的Web 3.0金融监管，监管模式比新加坡超前一步。
如今的朱修颉依然看好中东的发展，“中东现在还不太卷，大家看好的其实是他们中立的环境、下决心的改革和手上很多热钱支撑改革，这是大家看到的机会。”而他也打算长期生活在那里。
Dhow控股集团（Dhow Holding）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朱修颉。
以下是澎湃科技（www.thepaper.cn）与朱修颉的对话实录，略有删减。
中东科技互联网生态从0到1
澎湃科技：你是阿联酋总理办公室第一个华人，2015年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去迪拜？
朱修颉【Dhow控股集团（Dhow Holding）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我从2012年就在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研究计算机视觉，后来准备去美国读博，结果去了迪拜酋长的战略咨询机构“猎鹰国际”的迪拜商业精英项目，这个项目一半是学术研究，一半是政府工作，在迪拜政府轮岗。我当时被选中去了阿联酋总理办公室，在那工作了一年。
2015年，中国互联网公司已经白热化了，但中东像一潭死水，迪拜没什么科技公司和风投，有一些信号，但整体没那么激动人心。我本来只打算待一年，后来看到迪拜政府的决策方式和效率，以及2015年时展现出的科技转型决心，当时觉得中东在爆发的前夜，所以我决定在中东生活。
澎湃科技：后来做了哪些工作？怎么走上创业和投资之路？
朱修颉：项目结束后，我在阿联酋航空做了一段时间数据科学家，2016年直接创业，成立 Machine Colony做计算机视觉，从安全、安防到医疗，很快拿到了很多订单，顺利得到迪拜政府支持，入选迪拜政府的第一届加速器，2018年被阿布扎比的一个家族办公室收购后，开启了一轮轮创业。
迪拜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在迪拜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物流和商流。2019年我在迪拜做了一家B2B的贸易公司TRADE X，为卖家和买家提供交易场地，提供贸易合规等辅助贸易的各种便利设施，相当于搭建数字化跨境贸易和金融物流系统，我们最开始做通用跨境贸易平台，后来转型到只做汽车贸易的跨境贸易平台。2020年初这家公司融资1.5亿美元。
目前在第三轮创业，同时运营两家科技公司，一家是直播电商平台，另一家提供电商直播需要的技术服务，包括数字人直播、语音转录等。我在中东投了七八家科技互联网公司，主要是天使轮融资和种子轮融资。
这些年我在中东看到了科技互联网生态从0到1的发展，见证了中东海湾国家4亿人口这样一段历史，尤其是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也过来了。
澎湃科技：2016年左右中国也有一批企业在做人脸识别。
朱修颉：西安交大体系出来的人主要是计算机视觉方向，自然语言处理方向的人比较少。2016年中美计算机视觉研究几乎是一个量级了，我在大树底下好乘凉，中美已经卷到非常高的高度了，我到中东后发现中东没有这些。当我配置给迪拜政府AI方向时，发现我的竞争对手是IBM和微软，IBM和微软还在用他们云服务上的老技术。那时候商汤、旷视的新技术已经出来了。所以相当于我拿着最新的计算机视觉产出，在中东轻松打败我的对手，感觉很爽。再加上迪拜政府也想扶持一家总部位于迪拜的本土公司，所以我们拿到了迪拜政府的订单。
其实那个阶段，我们都只是一群工程师，拿着锤子找钉子，所以从安防、医疗这几个显而易见的领域切进去。中东整体落后半拍，我赶上了时间窗口，加上自己的研究功底，所以比较幸运。
当时公司也遇到了瓶颈期，我们很难产品化。我们覆盖各个领域，拿了很多订单，现金流看起来也很健康，但隐忧在于，AI产品化非常困难，如果没有快速深耕一个专业领域，就会逐渐变成一家咨询公司，而不是产品化公司。我们当时花了很多钱做产品化，但进展不顺利。刚好有人想买我们的公司，内外部因素下，我们决定退出公司，去看更多的机会。
中东加速器强政府引导
澎湃科技：风险投资和加速器方面有哪些经历？
朱修颉：我在阿联酋总理办公室时参与了迪拜未来基金会的设计构想和前期执行。2016年迪拜政府成立迪拜未来基金会，政府引导的种子轮投资投向了创业公司。迪拜未来基金会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加速器，另一部分是早期投资基金。
我们2015年把全世界的加速器和孵化器参考了一圈，最终设计了一个适合迪拜政府区域发展的加速器，叫迪拜未来加速器，这是迪拜第一个政府支持的孵化器，一部分是孵化早期创业公司，另一部分是帮大公司本地化。加速器第一期孵化了很多无人驾驶、区块链、Web 3.0公司。美国的超级高铁公司Hyperloop One当时就是通过加速器第一期引入了中东，拿到了中东最大港口公司的投资。Web 3.0领域的ConsenSys也在2016年引入了迪拜政府。
我们刚到迪拜时，只有四五家加速器和孵化器。到今天为止，会看到非常多政府引导的孵化器和政府引导的加速器。阿布扎比目前最大的加速器叫 Hub71，沙特目前还有AI方向的加速器叫Gaia，专注于AIGC，Gaia有2亿多美元要在两三年时间里引入300家AI创业公司，每个入选创业公司会得到10周孵化期，10周时间给到签证、住房、办公室、津贴，确保10周稳定落地。
加速器和孵化器使得在中东很好拿种子轮融资，很多阿拉伯人和本地人开始做早期创业尝试，有便宜的共享办公空间、灵活的政策，中东的科技生态在过去几年逐渐发展壮大。
目前无论是沙特还是阿联酋，加速器和孵化器都是强政府引导的，不像中国和美国已经形成了纯市场化的加速器。但这些年确实把中东的科技生态和氛围、创业信心都带起来了。强政府引导的优势在于能拿到很多政府资源，政府引导的加速器有能力直接给到创业公司很多政府订单，政府有更多的资金和人脉介绍认识本地各种各样的潜在合作伙伴。劣势在于创业很难让政府引导，迪拜政府做了很多尝试，比如做过3D打印加速器，但没有孵化出成功案例。当政府想引导一个方向，如果它没有深入研究好这个方向的可能性，可能所有投入都是徒劳。所以最理想的加速器模式还是成功的创业者退出之后，重新引导新的创业者，既能传授创业者经验，又能给到更多支持。
沙特、阿联酋的科技投资战略
澎湃科技：阿联酋（如迪拜、阿布扎比）、沙特（如利雅得）和卡塔尔等中东富裕国家政府近年来吸引科技创业的动作和趋势有哪些？
朱修颉：从早期科技投资来讲，早期科技投资风险高，很难赚到钱，需要政府引导。对政府来讲，投种子轮或做孵化器、加速器往往是赔钱的，但引导了生态。目前中东的天使投资以及加速器的投资回报都挺一般的，所以还是靠政府的强引导。在这个方面，迪拜政府、阿布扎比政府、沙特政府，包括卡塔尔都花了很多资金做种子轮投资、修建物业场地。
从整体科技投资和科技生态来讲，很多成熟公司或科技巨头来到中东。针对这些公司，沙特、阿布扎比和迪拜呈现出不同形态。
目前沙特所有的投资都全面转向必须本地落地。沙特投资的公司，区域总部必须搬到沙特。中国AI企业拿到沙特投资后必须培养沙特的AI人才，支持本地教育，为政府做更多定制化服务。沙特的投资策略是：我会给你很多钱，但你目前所有的生态必须搬来沙特。这是软银拿了沙特这么多钱以及疫情之后，沙特转向了这样的投资策略。
阿布扎比是半开放战略，一部分可以在海外投资，企业不一定非得搬过来，但另一部分又希望企业在阿布扎比落地。阿布扎比最顶级的两个投资机构是阿布扎比投资局和穆巴达拉。阿布扎比投资局做全球资产配置，根据法律它不能投海湾国家的任何项目，所以听不到阿布拉比投资局投资任何阿联酋或中东的公司。阿布扎比投资局百分之六七十的资产都配置到了北美，他们更愿意投北美的成熟期项目，投中国项目的资金不超过5%，而且大量资金是投到A股指数基金或港股指数基金等稳健金融资产，并不是中国的科技投资。穆巴达拉可以全球投资，偏向于科技风险投资，他们更愿意投一些中国公司，直接投了10来家中国公司。但从政治上讲，这两个主权基金分别由两个不同的王室控制，这两个王室也是亲兄弟。他俩都是阿联酋和阿布扎比现任酋长的亲兄弟，他们互相有微妙的竞争，但又是一家人。
迪拜政府有钱，但迪拜政府很难像沙特和阿布扎比这样把资金大规模配置到科技公司，所以迪拜政府的投资方式更多的是政策支持，你很难从迪拜政府拿到钱。但迪拜的优势在于，过去二三十年发展中已经形成了非常令人兴奋的生态环境，人们哪怕拿不到融资，也愿意来迪拜生活，迪拜和上海、纽约、巴黎、伦敦没有什么区别。迪拜的法律体系、政策法规非常全面，大家愿意直接来迪拜投资，所以迪拜收到的净投资可能要比投出去的钱还多。
周边国家中，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呈现相似的结果，但它们的体量相比沙特、阿布扎比、迪拜小很多，所以它们大概处于三者间的某种形态。
采取最激进的Web 3.0金融监管
澎湃科技：在金融科技、Web 3.0方面，中东几国的发展环境和态势如何？政府的监管态度以及企业的最新动向又是怎样的？
朱修颉：迪拜已经是Web 3.0在北美之外最核心的区域之一了。新加坡是投资机构偏多一点，Web 3.0的全世界十大交易所中，可能有5家的总部都在迪拜了，而且有大量创始人、投资人活跃于中东。欧洲其实体量不大，最大的体量在亚洲，亚洲区块链的核心是迪拜、新加坡，中国香港现在在奋力赶上来。
澎湃科技：中东政府的监管态度如何？
朱修颉：非常开放，有序地开放，他们一直在研究最新的监管是怎么样的，一直要比新加坡超前一步。在阿布扎比和迪拜做Web 3.0的金融监管之前，他们就非常清晰地调研了新加坡、马耳他、日本和美国的监管方式，他们要确保自己是发达经济体或主流国家里最激进的监管，会比这些国家激进两步，但不会太激进到搞乱自己的经济。在加密资产交易所币安来迪拜之前，他们就把监管开放到了比新加坡激进一两个维度的程度。以前发区块链或者加密货币交易所牌照的都是一些岛国，不会让人把他们当做正经的玩家或监管机构，而阿联酋是第一个被主流认可非常积极地推进加密货币监管的国家。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不光是发牌照，阿布扎比政府已经有一套相对成熟的监管框架，包括怎么认定虚拟资产，怎么认定是金融衍生品还是大宗商品。很多顶级咨询公司帮他们做调研，形成了监管框架。
讲一个插曲，我在阿联酋总理办公室工作时做了一个区块链政策，从立项到正式公布花了4个月时间。他们的政策更新速度快，试错态度强，小国家的政策错了也没事，及时调整过来就行。阿联酋敢快速试错，它把政府当创业公司一样运营，同时又按照非常现代的金融监管方式监管Web 3.0。
澎湃科技：AI、供应链也是中东关注的方向。在AI方面，特别是今年生成式AI爆发以来，中东几国有无新的动作？
朱修颉：AIGC是过去一年的热点，过去五六年时间中东都在积极布局AI各个赛道，人才和教育机构储备丰富。比如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有非常多的AI研究者，很早就布局人工智能研究。在阿联酋，以阿布扎比酋长命名的一所人工智能大学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人工智能大学（MBZUAI），他们砸了非常多的钱来培养新一代的AI学术研究，从卡内基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挖了很多人，清华大学每年也有学生交换到阿布扎比做基础科研。阿联酋现在有人工智能部部长， 接管阿联酋的AI，培养AI人才和投资。
阿布扎比王室大概在2016年、2017年时对AI展露出浓烈的兴趣。在商业化层面，阿布扎比技术创新研究所（Technology Innovation Institute，TII）有资金，有研究功底，一方面有学术背景，另一方面有各种成果转化，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方面有非常多的突破和落地。阿布扎比人工智能公司G42以AI起家，后来变成了把医疗、生物研究也归入G42体系的大型国企。G42旗下有100多亿美元的基金，CEO是华人，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非常多。过去一年，全世界显卡短缺，沙特、阿联酋都加入了显卡购买阵营，中东购买了大量显卡作为战略储备，供给给大学、研究机构、商业公司，有很多最新AI研究在陆续进入应用层或向世界公布。今年ChatGPT火了以后，TII发布了一个大模型叫Falcon，在那个时间点超过了市场主流的一些大模型。
从政策来讲，他们想做阿拉伯人自己的AI、云服务、数据中心，涉及国家安全战略储备时会不计成本投入。他们有很多资金在做科技自主化，人工智能、航天、生物医药都在自主化。中东其实会采取取两边特长的方式，既和中国合作，也和北美合作，吸引人才研发自己的技术，他们会投入政策、资金等各项支持，不计成本把AI作为国家政策推进。
扎根中东才能捕捉到中东机遇
澎湃科技：国内创投机构扎堆前往迪拜募资，你说过中国资本和创业企业在中东需要一个中东故事。
朱修颉：大部分中国投资机构来这边，其实没有思考清楚清晰的中东战略，也就是在中东长期做什么。他可能只想来中东募资然后回国，这种企业一般会折戟而归。可能有几家能拿到投资，比如红杉。但一个完全年轻的中国美元基金刚来中东募资，如果历史记录一般，没什么经验，募资概率会很低。从本地生态来讲，本地的华人基金很少，阿里旗下eWTP基金和沙特主权基金合资做了一个新基金“易达资本”，这算一家。但这是一个机会，让中国的投资人了解中东的商业模式和演进路径。
中国创业者这么多年也突飞猛进，最开始的这批创业者都是大企业出来的，比如中兴出来的杨涛创立了Yalla ，做社交和游戏，后来纳斯克上市。阿里出来的黄珍创立了iMile，解决中东电商物流最后一英里派送问题，后来拿到了本地政府的投资。这是比较成功的本地华人创业案例。更多的华人创业者在本地还处于比较早期，A轮或种子轮阶段，在科技和互联网领域做各种尝试。
但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创业者拿到了本地的种子轮投资，扎根中东才能捕捉到中东的机遇。我看到这么多中国公司来来去去，如果创始人、CEO都在中国，只是换个壳、换个皮肤、换个文字、换个翻译，对中东市场和文化没有清晰了解，就贸然做一些所谓的本地化，想拿下中东市场，失败率极高。To B、To C的商业机会，你不深入本地，很难成功。
疫情之后涌入了非常多的华人人才，我很有信心接下来两三年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人在中东占据一席之地。目前说实话，这个区域的华人创业者和欧洲比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会差一些，但越来越多的顶级华人创业者涌入AI、Web 3.0、传统互联网、生物医药，甚至是制造业。将来几年我们会看到，华人来到这儿，瞄准本地市场，做一个成功的本地商业模式。我已经看到了一些新兴的曙光。
澎湃科技：想去中东掘金，中国科技创业公司和中国投资机构要注意什么，避免无功而返？
朱修颉：首先认清中东的形态，有一个清晰的中东战略。沙特和阿联酋可以作为中国创业者跳到全世界的跳板，作为中国之外第一个海外总部。来中东创业，并不是拿钱回中国，而是要么直接搬来中东，要么搬一半的人来中东，科技成果转化到中东。中东要求你本地落地，中东也不傻，欧美市场比中东市场大很多，他们很喜欢你拿中东做跳板去扩展欧美市场，这是他们喜欢的一种方式。
核心是一定要了解本地生态，商业模式本身在市场上是可行的。中东竞争没那么激烈，但依然有竞争，扶持只是锦上添花，很难雪中送炭，所以商业模式要经得起市场考验。然后再给当地政府体现出要深入本地化的决心。有些信号很关键，并不是要有多么豪华的计划和展示，更多的是要让人家感受到，一方面经得起市场考验，另一方面让人觉得你是真正考虑长期落地中东的。在这几个因素之下，我觉得在中东会有非常大的前景。
澎湃科技：你会一直待在迪拜吗？
朱修颉：我非常看好中东的发展，喜欢这边的生活方式，也很喜欢这里的商业环境，所以会长期生活在这个区域。中东未来的增长势头好，并不是说现在就很强了。中东现在还不太卷，大家看好的其实是他们中立的环境、下决心的改革和手上很多热钱支撑改革，这是大家看到的机会。
·“科学家创业者和投资人一定是互利互惠、绑在一条船上的关系，有些投资人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要求科学家签‘对赌协议’，但其实一款药能不能成功，能不能赢得市场，真的不由科学家说了算。”
12月5日，2023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周正式启幕。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开幕论坛上表示，中国的科创事业发展仍面临很多压力和挑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科创事业还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新一代科创企业家是中坚力量，我相信他们创业不仅是为了发财致富，更多是为了对社会发展有所贡献，名利只是‘副产品’。”
复旦大学复杂体系多尺度研究院院长、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领军科学家马剑鹏教授在现场表示，科学家创业与一般商人还有所不同，“科学家自己的成果充满自信，这是他们科研成功的关键。另一方面，在科学家眼里，产品不仅是产品，它是自己的心血、自己的孩子，所以科学家难以单纯地站在盈利与否的角度考量一项科研成果。”在马剑鹏看来，这种“特殊情结”有可能在科学家创业过程中导致其失败。
“科学家创业者和投资人一定是互利互惠、绑在一条船上的关系，有些投资人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要求科学家签‘对赌协议’，但其实一款药能不能成功，能不能赢得市场，真的不由科学家说了算。”马剑鹏说道。
对此，陆雄文现场向国泰君安创新投资医疗健康负责人黄平发问：“我觉得‘对赌协议’确实阻碍了科创事业的发展，也影响着科学家创新的自信心，你认为呢？”
在黄平看来，创业失败的很大因素就是团队之间不团结、不信任，“我们暂且不谈对赌失败后是否要抵押科学家个人财产等协议细节，从宏观来看，在创业者和投资人互相选择以后，就要明确两者的出发点是否一致，这不仅关乎利益，还关乎更长远的目标。”
黄平在现场表示：“科技转化最主要的资源就是人才。”他认为创业者的学习能力是关键，“从一个创意到产品，从产品到收入，从收入到利润……不同阶段，市场都对创始人的知识技能有不同要求。不可能有一套成功经验能‘一招鲜吃遍天’，最重要的是能在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迅速学习这个阶段最需要的知识。”
现在谈科创，无法避开的话题就是人工智能（AI）。“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所有人的命运。各个技术赛道和产业赛道正在发生的变化，不仅将改变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面貌，而且会改变所有人的学习、工作、生活方式。”陆雄文说，本轮科技革命的发展，与传统意义上的科技革命有着显著不同，“它是多赛道并举，相互交融、形成聚能，然后爆发。”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在现场的视频通话时分享道：“地球上有三种不尽相同但密切相关的智能：生物界有生物智能，人类有人类智能，计算机有人工智能。生物创造人类，而人类创造了计算机。生物智能从进化中学习，人类智能中，真正重要的是互相学习，互联网让人类互通有无，人工智能更是大幅提升了知识的收集效率。”
在迈克尔·莱维特看来，十亿年前，生命的组成部分是男人和女人，而今天，生命的组成部分是“男人+女人+计算机”，“这将形成一个超复杂的乐园。”
据悉，“2023复旦管院科创周”将持续至12月15日，围绕“管理赋能 共同成长”主题，复旦管院汇聚海内外近40余位嘉宾，将举行“科创企业案例创新论坛”、“复旦科创先锋年度论坛”等10场不同主题科创论坛与活动，并开展“开挂·不止科创”首届播客节、“共振·与科创同行”线下联展等一系列科普文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