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上海已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24年底，上海户籍60岁以上老人约577万人，占总人口的37.6%。发展养老科技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之策。6月10日，上海市养老科技产业园在闵行区大零号湾正式开园揭牌，力争用7年时间建成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养老科技产业园，养老科技相关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
根据上海市养老科技创新发展行动方案，上海将养老科技产业作为发展银发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突破口，依托“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深入实施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养老科技创新发展。上海市养老科技产业园位于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规划总面积约1.3平方公里，分为创新研发区和产业承载区两大功能区。经过近一年的前期建设，产业园目前已引进40余家养老科技创新企业，建设了养老科技产品的研发测试公共服务平台和展示平台、孵化器等配套功能，并与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开展科技项目研发，推进技术转化。同时，产业园正在逐步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赋能高能级产业平台建设。
中进宏康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是入驻园区的第一家企业，早在去年就已搬入园区办公，研发助浴、助行等养老科技产品。中进宏康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庆飞介绍，公司利用纳米发生器，将纯净水通过高速粉碎技术转化为纳米级水粒子，渗入身体毛孔和皮肤深处清洁。失能老人无须搬运身体，就能享受到沐浴服务，提高生活质量。目前提供14000多人次助浴服务，同时打破传统设计理念，面向高端客户开发科技养老产品，将房车改造成科养体验间，集成高压氧舱、纳米洗头仪、纳米洗澡机、零重力按摩椅等。“我们是制造业出身，具备一定的研发能力，但在科创成果转化中，我们希望依托大零号湾的策源功能，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产学研力量，为产品注入人工智能能力。”丁庆飞表示。
目前，园区也与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银发经济产业服务平台等，依托多方资源优势，遴选优质养老科技企业。“我们希望联合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社会组织，联合打造能够推动银发行业发展的生态圈。”腾讯银发科技伙伴计划负责人王楠表示，去年，腾讯伙伴计划从180个企业中挑选了15家高潜企业，产品包括毫米波雷达监测室内居家老人跌倒、外骨骼机器人辅助行走、数字人陪伴老人聊天等。
伙伴计划从技术、资金、应用落地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发展机会。例如在毫米波雷达监测方面，以腾讯AI算法赋能毫米波雷达企业，弥补毫米波在光线较差环境下检测能力的不足，减少误报，同时辅助以语音驱动报警。该计划也为外骨骼机器人找到了户外运动的落地场景，今年订单已有千台。
“从一个产品的诞生，到助力技术发展、拿到订单，我们觉得还需要更多机构一起推动，否则这个行业的发展太慢，难以应对老龄化的快速到来。”王楠表示，今年伙伴计划将和上海政府部门合作，继续遴选优秀产品，去年的产品集中在安全监测、康复等领域，今年将聚焦精神陪伴产品。优秀产品未来将在养老院的真实环境中落地使用、迭代优化。“市场并不缺乏被行业内认可的好产品，但最终没有活下来，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找到场景，没人告诉它如何迭代优化。”王楠表示，为此将搭建反馈平台，让好产品出圈后能够快速将信息反馈给企业迭代升级。
在开园仪式上，上海市科委、市民政局、闵行区政府、腾讯科技分别代表四方共同签署了“关于推进上海市养老科技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各方将充分发挥政府引导、部门协同、多方参与作用，共同培育优质养老科技企业，遴选养老科技应用场景，支持优秀养老科技产品落地应用，助力推动上海市养老科技产业园发展，打造国家养老科技产业高地。
上海市养老科技产业园分别与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小米谷仓孵化器、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等科研院所、养老服务机构及相关企业签约，加快科技创新产品示范推广，进一步优化科技养老产业发展生态。
据悉，下一步，产业园还将围绕养老科技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加快建设产业协同创新平台与成果转移转化平台，积极争取打造首批国家级高水平银发经济产业园。“我们的目标是力争用7年时间建成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养老科技产业园，养老科技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200亿元，代表上海争创国家级的高水平银发经济产业园，领航银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任巍表示。
为凝聚青年创新力量，激发青年创新潜能，浦江创新论坛5月26日启动“寻找青年的声音”第五季征集活动。即日起至2025年7月15日15时，活动面向40周岁及以下青年科技工作者，以征文形式征集科技创新主题的原创文章。
征集方向包括“资政益世之声”和“矢志创新之声”，字数1000字左右。前者探讨生物技术、量子计算、具身智能、核聚变等一系列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政策支持、科技治理等，须围绕论坛长期主题——“共享创新 共塑未来”，聚焦未来科技发展与科技创新治理以及世界科技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后者探讨未来产业从“0”到“1”的商业化探索或传统产业推陈出新的成果转化实践，聚焦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堵点、难点，须围绕相关实际案例进行分析。
投稿方式为：输入https://pujiangforum.micecube.com/，进入“寻找青年的声音”活动入口，选择申报人身份进行投稿。
以“高价值”为核心，以“转化”为目标，通过市场化机制和专业化服务，推动知识产权与产业、资本深度融合，为全国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建设提供“上海方案”。6月11日，2025上海高价值专利运营大赛正式启动。大赛由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联合指导，上海技术交易所、上海市高校科技发展中心、上海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共同主办。
2025上海高价值专利运营大赛今天启动。
据了解，自2022年首届赛事举办以来，大赛已累计吸引了485个创新主体携700余个专利项目参赛，涵盖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边比赛边运营”的模式促成进场技术交易额超11.4亿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近10亿元。
今年，大赛重点围绕生命健康与智慧医疗、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通信、绿色能源与碳中和等七大领域，首次明确将参赛项目分为“未转化组”和“已转化组”。“未转化组”重点考察专利先进性、转化路径设想、市场预期及技术成熟度，旨在挖掘具有高潜力的“未来之星”。“已转化组”聚焦转化成效，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转化路径材料凭证作为核心评判指标，激励更多项目实现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跨越。同时，大赛允许最多4个创新主体联合参赛，促进产学研用各方资源的深度整合，拓宽参赛项目的来源与合作模式。
在复赛路演阶段，除常规评审外，还将针对高校项目设置专场路演，邀请投融资专家、转化问诊专家深入高校现场，实现“路演+问诊+培训”一体化服务。每场复赛结束后，主办方将组织投资方、产业方与项目现场对接，推动“即评即洽”，提高转化效率。此外，大赛还将为100强项目提供专利运营辅导、路演技能培训等定制化服务，助力项目提升运营能力。
以往，中国的人才评价体系以论文、职称、学历和奖项为主要评估维度。研究者们拿着学历和论文拿职位、评职称，再以这些指标评奖项、申请课题经费，如此循环。这种模式常常出现无视学科特点和实际贡献的“一刀切”情况，导致不少科研人员难以获得相应的工资待遇和科研经费，还要花大量精力在职称评审和科研申报的竞争中。
针对这些问题，近年来中央和地方纷纷出台政策，提出以“破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立新标”为突破口，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为科技创新“松绑”。2022年，国家科技部等八部门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进一步强调科技人才评价的重要性，提出开展改革试点。
作为科技人才评价改革6个试点地区之一，2024年2月8日，上海市印发了《上海市科技人才评价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结合上海情况，聚焦科技人才“评什么，谁来评，怎么评，怎么用”，提出建立系统的多元评价体系，唯才是举，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上述方案选取6家科研机构作为改革试点单位，包括上海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上海市生物医药技术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和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
试点改革推进一年，这些单位的人才评价制度情况如何？有什么变化？遇到了哪些挑战？为回答这些问题，澎湃科技走访了上海大学与仁济医院。
建立多维度评价体系，打造人才引育新生态
作为多所高校合并形成的综合性地方高校，上海大学曾因资源比起部属高校较少而难以留住人才，人才流失又反过来又加剧了学校在各类资源竞争中的劣势。
“最艰难的时候大概是2014、2015年前后，人才很难引进来，在的人也有不少想走。这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本质上就是因为人才评价体系的问题。”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田忠回忆道。
那些已经有大量优质论文发表的、各种头衔和奖项的人会因为待遇和资源选择条件更好的高校，而那些能力出众、研究方向有潜力但暂时还没有产出的人，也会因为评价体系不向他们倾斜而得不到待遇保障，导致进人难、留人也难。这是很多高校面临的困境。
针对这些问题，上海大学一直在积极改革。2016年，学校被列入上海市高水平地方大学建设试点高校，2017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让学校有了更多底气。从2021年开始，上海大学积极推进教育评价改革，成立了教育评价改革领导小组，下设教师评价改革等5个工作组。2024年入选上海市科技人才评价综合改革试点后，学校积极响应人才评价改革试点政策，组织工作专班，进行全面改革。
“我们对全校的绩效考核进行了调整，打破了‘论资排辈’的制度。以前可能是副教授有多少待遇、教授有多少待遇，而现在全部用绩效说话。”上海大学人事处副处长、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研究员邓小勇告诉澎湃科技。
这一绩效系统的指标不仅包括论文与奖项，还包括授课、创新发明、艺术创作乃至社会服务、科普等众多指标。“我们根据这些成果的价值，把它们折算成统一的分数形成绩效。”邓小勇说，“青年教师只要表现优秀，也能获得很高的绩效收入。”
除了多种绩效指标，学校在职称评价中进一步响应上海试点政策，突出多元评价，强化过程评价，实施代表性成果评价。上海大学为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的人设立了多达11种个性化的职称系列，每个系列都有独特的评价标准和晋升路径，支持不同专长的教师在自己“赛道”深耕和成长，比如教学系列侧重于教学质量和创新、科研系列侧重于科研成果和学术贡献、科技成果转化系列则注重转化贡献等。这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要求教师们教学科研“面面俱到”而产生的压力。“就像原来只有1把尺子，而现在为各类人才量身定制尺子。”邓小勇说。
如何制定这些系列和指标，来源于对数据的分析。“我们不是通过‘拍脑袋’制定的，而是基于大数据分析。”上海大学大数据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陈秋玲告诉澎湃科技，“我们在2020年建立大数据中心，开始打通学校各个数据环节，整合到一个平台里进行分析。”
她向澎湃科技记者展示了该大数据系统，其中清楚展示了不同教师、院系和学科的科研、教学、社会服务等多方面的数据，还能通过AI自动生成分析报告，为人才评价制度设计提供更全面、准确的依据。
在人才引进方面，上海大学为具备潜力的年轻学者开放了“快速通道”，可以在得到学术认可后适当调整要求并简化程序，快速入职。
本科清华、博士毕业于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的“95后”青年学者王震宇通过快速通道入职上海大学微电子学院，他研究的非硅基二维半导体材料有望解决相关“卡脖子”问题。
“得益于上海大学高效的引才机制和开放的学术环境，我很快通过了评审流程并完成了入职手续。这不仅是对我科研能力和成果的充分认可，也体现了学校在人才评价与引进方面的效率和前瞻性。”王震宇告诉澎湃科技。
“‘破四唯’的重点不是破‘四’，而是破‘唯’。”张田忠说。论文、职称、奖项、学历有其重要性，但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上大通过建立多维度评价体系和人才引进机制，推动了科技创新和人才评价的正循环。“我来到上大二十年，这些变化非常大。”张田忠感叹道。
“如何进一步地精细化评价体系，如何把不同学科领域特别是基础研究和交叉学科的特点突出出来，是下一步改革的一个方向。”上海大学科研管理部综合办公室主任赵朋卫介绍道。
鼓励应用型研究，保障医生、研究者双重身份
医院一直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场所。由于能够在一线接触大量病人，作为科研者的医生往往具有从实际需求出发的问题意识，能够将临床案例转化成科研资源。科研思维和成果也有助于提高医生的诊疗水平，最终造福患者。
如何平衡科研与临床，让不同类型的医生都能在作出成绩的情况下有晋升的机会，是医院人才评价改革的核心之一。作为上海人才评价改革试点，仁济医院坚持分类推进原则，探索科技人才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公益研究等创新活动中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
“我是交大医学院8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的，土生土长的医学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董樑告诉澎湃科技，“但是我很喜欢做研究。在读书的时候，我的导师是一名外科临床‘大咖’，他认为现在年轻人有更好的条件，应当去尝试成为一名研究型外科医生。”
董樑在毕业进入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之后，选择继续去美国医学研究名校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行深造，去完成自己的“科研梦”。后又赴加拿大多伦多总医院接受临床培训，保证临床技术“不掉队”。仁济医院不仅保留了他的工龄，还给予经济等方面的支持。身为“90后”的他已经在国际期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超过30篇论文，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研究型医生。
对于那些从临床中找到问题，从而开启科研之路的医生，仁济医院也给予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即便有些研究要花费十年以上。
“小肠出血还是比较常见的，但一直是临床上的一个诊疗难点。我们一般做肠胃镜只能看到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中间一段看不到。”仁济医院消化科内镜中心副主任兼上海市消化所副所长陈慧敏告诉澎湃科技，“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导师戈之铮课题组在临床中发现一种老药‘沙利度胺’（曾作为抗妊娠呕吐反应药物）可能有治疗小肠血管发育不良所致出血的作用，从那时就开始了漫长的验证过程。”
陈慧敏将这个课题延续到她的医生生涯中。仁济医院的消化科在全国声誉斐然，去年光是慕名而来的内镜检查患者就超过30万人。陈慧敏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中继续研究，并在医院的支持和导师的指导下于2016年共同开展多中心大型临床实验，经过6年多的探索和验证，最终确定了沙利度胺的疗效。结果发表在医学顶刊上，该药物也被写入相关疾病的临床治疗指南之中。
仁济医院人力资源处的李瑾告诉澎湃科技，“我们初步分了临床组、综合组和教学组三类晋升轨道，临床组医生偏重于临床诊疗，在综合组中我们希望培养全面发展的医学科学家。在医院里，对年轻医师和医学生进行培训教学也是必不可少的，教学组医生更多承担这些教研工作。这些轨道的评价体系各不相同。”
医院还为研究型医生开放了职称“双通道”机制，除了主治（中级）-副主任（副高级）-主任（高级）的医生职称路线，医生还能凭借研究成果同时申请助理研究员（中级）-副研究员（副高级）-研究员（高级）系列职称。
“双通道”机制对于研究型医生获取更多研究资源有着重要的意义。“像董樑医生，虽然还没评副主任医师，但他有了副研究员职称，很多课题就能报，能做硕士研究生导师，可以招学生进研究团队，这些对于科研是非常重要的。”仁济医院副院长卜军说。
作为改革试点，仁济医院的人才评价指标还在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变化，如科普、科研成果转化、辅助管理工作等。不断增加的评价指标既有可能让不同类型的医生各得其所，“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也有可能迫使大家不断跑进新“赛道”，变得更“卷”。对此卜军认为，这取决于制度考核下的具体个人以及环境能提供的支持。“一个人的成功不是没有原因的，自己非常努力，再加上有支持你的平台和制度，再有一个好的老师，那肯定帮助更大。”
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改革是一项长期推进、不断改进的系统工程，每个组织都有独特的路径。不少受访者向澎湃科技表示，改革应当根据行业、学科和机构的具体情况循序渐进，既要做到唯才是举，也要让被评价者有适应的过程。
“想象一下，RNA生物农药就像孙悟空拔下一根毛，变出千军万马精准打击害虫。”2月26日，硅羿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硅羿科技”）创始人唐雪明站在“创·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路演现场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为现场的评委讲述他正在创业的项目。这位上海交通大学首席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一名从海外归来的科技创业者。唐雪明的演讲让他获得了现场三十多位评审的肯定，最终以95.8分的成绩成为小微企业组冠军。
在总决赛当日，唐雪明也在第一时间向澎湃科技分享了属于他的科技创业者故事。
唐雪明
从硅谷到张江
唐雪明长期从事有害生物绿色防控、生物安全检测与评价功能微生物的研究与应用。他所创立的硅羿科技中国第一家从事RNA（Ribonucleic Acid，核糖核酸）生物农药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
RNA生物农药被称为农药史上“第三次革命”，入选2024年《科学》杂志十大科学突破。RNA生物农药是一种能够直接干扰病虫害基因表达的技术，通过设计双链RNA分子，它可以“关闭”害虫的关键基因，从而抑制其生长和繁殖。
不同于传统农药，RNA农药无毒、环保、精准，对人类和生态系统几乎没有负面影响，目前，基于SIGS（Spray-Induced Gene Silencing，喷雾诱导基因沉默）的RNA生物农药的研发和创新是全球农化领域研究的重点，被称为第三次农药革命的核心产品，也被列为我国“十四五”农药产业优先发展目标。
2023年，美国FDA批准了全球首款喷雾型RNA杀虫剂“Calantha”用于马铃薯甲虫的防治，成为SIGS用于病虫害防治领域的里程碑。RNA杀菌剂的研究也方兴未艾，技术瓶颈亟待突破。
唐雪明说，RNA生物农药能防治病虫害又不影响农作物遗传表达，又综合了化学农药与转基因作物的优势，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全新解决途径，已经被业界认为是最具应用前景且在未来10年间可能取得爆发式发展的生物技术之一。
谈起唐雪明何时与RNA农药结缘，要回到2006年。当年基因沉默（RNA干扰）技术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唐雪明正在耶鲁大学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工作，涉及RNA干扰机制的研究。
因工作原因，唐雪明经常从美国的东部飞往西部，坐在舷窗前他偶尔会欣赏美国田野上的集约化农田。“美国的农业为什么这么高产？”带着这样的疑问，他曾先后去了美国的宾夕法尼亚、伊利诺伊、爱荷华、犹他、阿肯色和华盛顿州等地考察。
经过考察，他了解高产的原因是广泛地应用了现代科学技术，良种、良法的应用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
2016年，在牛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唐雪明，看到孟山都基于RNA干扰技术创制的抗虫玉米杀虫剂即将上市的消息，敏锐地意识到RNA生物农药在中国大力倡导绿色防控需求中应有巨大潜力，联想到在美国考察的经历，决心选择回到上海以企业化的模式研发RNA生物农药，正式开启了RNA农药的创新大门。“最开始他想把公司设立在硅谷，但在认识到中国更需要这项技术之后，还是决定把公司设在了上海张江。”唐雪明说。张江作为一个创新生态圈，为企业提供了一个优质的资源承接平台，这点唐雪明深有体会，落地张江后，唐雪明将公司取名为“硅羿科技”，旨在凝聚硅谷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脚踏实地，期待未来能够一飞冲天。
从十年到五秒
“我们是在‘盲道’中探索，没有现成的专利可以模仿，也没有成熟的工艺可以参考。我们是从零开始，从张江出发，致力于实现‘从0到1’的突破。”唐雪明说。
2021年，硅羿科技研发出了烟草花叶病毒RNA核酸干扰素，成为中国第一个进入登记测试阶段的RNA杀菌剂。目前，该RNA杀菌剂田间测试展现出良好的防治效果，能够有效应用于已被病毒侵染的植株，减少生产过程中因烟草花叶病毒感染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
此外，硅羿科技正在国内率先推动RNA杀虫剂、杀菌剂和除草剂的规模化生产，并获得全球首个RNA杀菌剂和中国首个RNA杀虫剂的测试登记。早在三年前，唐雪明开始思考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农业。
唐雪明认为，在RNA筛选过程中，可以借助庞大的人工智能数据库对靶点进行筛选，过往筛选一个靶点需要三个月，而传统化学农药筛选可能要耗时十年。“现在，我们建立了全球最大的靶点数据库，并实现了AI筛选靶点这一过程仅需5秒。”唐雪明说。近期，Deepseek的横空出世，也证实了AI大模型赋能全行业的巨大潜力。
目前，硅羿科技已经建立了大片段双链RNA人工智能算法、高效细胞工厂和一体化制剂工艺，并制定了全球首个产业化标准。同时，硅羿科技正持续且有针对性地完善多种产品标准化的生产技术流程，并进一步开发精准农业产业链的多元化衍生产品，以促进RNA生物农药产品和解决方案的落地和商业化。
创业是脱胎换骨
2023年以来，硅羿科技先后获得厚实资本、中肃资本、传化生科、西湖光子、启明创投等专业机构投资，融资金额近亿元。
从项目商业角度来说，唐雪明更乐意与资本和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实现多向奔赴，取得共赢。
从科学家到创业者，唐雪明时常会感慨，“创业的过程对创始人的要求很高，创始人需要脱胎换骨，转变科学家的思维。”经过七年的创业历练，唐雪明觉得自己已从一个纯粹的科学家思维逐渐转变为兼具企业家思维的创业者。
目前，硅羿科技正进入快速成长期。作为一名从零开始的创业者，他感触最深的是，创业首先要将自己的技术做扎实，“RNA生物农药领域整个产业链、技术链非常长，我们至少在某一个环节中，要有自己的独门绝技。”唐雪明认为，技术突破带来的企业价值增长往往是成倍增长甚至指数级的增长。
此外，在技术创新创业这条道路上，跨学科交叉型人才也必不可少，把团队建设好，才能在这片蓝海市场中获得好的机会。
回看此次“创·在上海”国际 创新创业大赛，唐雪明说，他深刻体会到创业不仅是技术创新，更是组织创新、模式创新和格局创新的综合体现。“这场创新创业大赛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展示项目、交流理念的平台，同时也让我们结识了上下游产业链的伙伴，这种资源的快速整合，是我们在外部环境中难以实现的。”
2024年8月，蒙牛集团下属的上海蒙牛生物技术研发有限公司（简称“蒙牛生物”）在浦东国际揭榜挂帅公共服务平台（简称“揭榜挂帅平台”）上“发榜”，提出对奶制品中益生菌及功能肽产品的深入研发需求。几个月后，在长三角国创中心的促成下，上海蒙牛生物与全球农业领域顶尖学府——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正式签署了项目合作协议。
自2023年1月启动以来，揭榜挂帅平台至今已累计发布政府类项目17个、企业类项目504个，意向金额超过13亿元，成功揭榜企业类项目52个，合同金额超1.28亿元，成功对接了上下游科技研发的若干需求。
3月19日，浦东国际揭榜挂帅公共服务平台2.0版本正式启动。在运行两年后，这一平台正在以构建更加国际化、多元化、生态化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目标迈进。
浦东国际揭榜挂帅公共服务平台2.0版本正式启动
真实、广泛、灵活
揭榜挂帅，是指创新项目向社会公开发布，由科技领军人才作为项目负责人挂帅并组织团队提供解决方案，并以科研成果产出兑现的非周期性科研资助机制。即企业“发榜”创新技术需求，科技领军人才团队“揭榜”提供科研技术成果。
2023年1月4日，揭榜挂帅平台正式揭牌。该平台由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建立，由长三角国创中心上海长三角技术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上海长三院”）负责运行。
在上海长三院副院长古元冬看来，在过去两年多的运行时间里，揭榜挂帅平台有效架起企业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桥梁，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并加速技术成果的规模化、产业化进程。同时，平台呈现了三大特点，即真实、广泛、灵活。
“真实”不仅体现在发布的需求非常真实，发布需求的企业愿意做“出题人”“出资人”和“阅卷人”，也体现在平台内的合作关系十分真实，各高校教授、初创企业及技术提供方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也非常真实、深入。“广泛”体现在发榜方、揭榜方和平台方的主体非常广泛。“灵活”则在于平台支持多种揭榜方式，包括线上、线下和公开、非公开的形式，非公开揭榜可以保障企业的隐私和信息安全；其次，平台组织形式灵活，比如我们在平台上开展众筹科研、赛马制等，以多种创新模式支持科技创新。
金融赋能“发榜”和“揭榜”
古元冬还提到，在运行过程中，平台也不断根据企业的需求在服务上推陈出新。
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普遍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研发资金不足，特别是中小企业，难以承受高昂的研发成本；二是研发风险较高，项目失败可能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2024年12月，上海长三院与浦东科经委联合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平安产险上海分公司，依托浦东新区揭榜挂帅平台共同推出国内首个针对“揭榜挂帅”机制的科技金融产品组合，“发榜贷”和“揭榜险”。
发榜贷、揭榜险首例项目签约仪式
“发榜贷”为企业提供专项贷款，旨在满足企业支付委外研发合同费用的需求，年利率低至年化2.4%，且无需抵押，特别适宜轻资产且具备揭榜需求的企业。“揭榜险”则为科技研发项目提供了风险保障，覆盖研发设备、研发人员、成果验收等环节，从而有效分散了研发失败的风险。
古元冬认为，“揭榜险”和“发榜贷”的推出是上海长三院推进科技金融改革的重要步骤。“当今科技创新已不再仅仅是科研人员、企业和研发机构的工作，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探索完善金融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鼓励多方参与科创过程，为科技创新提供全方位、全链条的金融支撑。同时致力于构建科研风险社会分担体系，从而畅通创新链条，增强多方合作信心，为社会贡献更高质量的科技解决方案。”
从全国走向全球的资源对接
为了进一步推进平台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构建生态化，在3月19日召开的大会上，平台与科创帮、迈科技、苏州工业园区产研院等机构（1+N）达成合作协议。依托“1家运行机构牵头+N个合作机构协同”的机制，平台将强化全链条创新服务能力，实现从技术需求对接、联合研发、项目孵化到市场转化的高效衔接。
服务平台（1+N)合作机构签约仪式
迈科技——是一家服务于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科技创新数智化综合服务平台。迈科技联合创始人蔡文怿告诉澎湃科技，与平台达成合作可以达成优势互补。“我们是一艘小船，而揭榜挂帅平台这一核心平台相当于航母，依托大平台，不仅可以实现双方创新资源、产业需求等多方面的资源共享，也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双方的各自优势，共同推动科创事业的发展。”蔡文怿称。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徐敏栩在致辞中表示，揭榜挂帅平台经过两年多运行，取得了显著的运行成效。各项数据体现了平台的高效运作，也反映了市场对科技创新项目的积极响应。下一步，期待平台能够更好地发挥上海国际资源集聚、创新资源丰富的优势，开展更广泛的国际合作，链接更广泛的合作网络，打造更完备的创新生态，成为推动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力量。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长三角国创中心、上海蒙牛生物海外合作资金池签约仪式现场
此次年度大会上，揭榜挂帅平台英文版正式开通，并同步发布首批海外技术需求项目。海外版作为连接国内外技术需求与创新资源的桥梁，旨在通过国际化、开放式的运营模式，发掘并汇聚海外企业、科研机构及个人的技术需求，同时吸引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团队、专家学者和技术解决方案提供者参与，形成跨地域、跨领域的创新合作网络。
来自智利的智美浆纸公司（CMPC）上海代表处已经在平台上发布了关于提升林业资源利用效率和解决全球范围内人工林水资源管理的技术需求。CMPC智利智美浆纸公司亚洲创新与采购负责人邓尹禄表示，期待通过揭榜挂帅平台解决这些技术需求，推动林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从“制造大国”转型“科技强国”，高校在科技创新中应发挥引领作用。当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仍有提升空间，如何让科研成果突破“实验室围墙”？
“我们致力于让科学家专注攻克 ‘卡脖子’技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4月24日，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在复旦大学-浦发银行F-LAB科学家创业营首期班开营仪式上表示，复旦大学将配套出台多项政策，包括知识产权归属、收益分配机制及职称评审绿色通道等，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F-LAB项目以“科技成果高质量高效率产业化”为核心，汇聚校内科创资源、校友生态及市场化资本，构建“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产业链”四链融合的生态体系，加速复旦大学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产业化，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科技企业与企业家。
金力表示，F-LAB的宗旨是“赋能科技成果产业化”，而非鼓励教授办公司。科技成果转化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系统性工程。复旦要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排头兵”，必须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
为了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金力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年复旦招生的时候会让人耳目一新，招生方向和专业安排，将有颠覆性的变化。而这又与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方案密切相关，比如围绕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与先进制造等领域，跳出现有的学科概念，将原来的工科学院全部拆分为6个创新学院。“新工科强调从基础研究 ‘0’到后面的成果转化，原来复旦做 ‘从0到1’，现在我们的新工科做 ‘从0到10’，6个创新学院就是干这个事。”
科研成果突破“实验室围墙”
F-LAB首期班聚焦生命健康、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四大硬科技赛道，吸引34个前沿项目参与，通过系统性课程、实战路演与产业对接，推动实验室成果迈向产业化，助力科学家跨越“死亡之谷”。
首期入营的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教授王飞主攻新型电池的关键材料开发。相比于锂电池，钠电池更安全、低温性能优异，钠资源自主供给。但现有钠电池中的硬碳负极材料成本高、能量密度较低，导致单位能量密度成本相对较高。
王飞团队开发“无负极结构”钠电池技术，摒弃传统硬碳负极材料，将正极钠离子高效沉积到负极，提高了电池能量密度和安全性，降低生产成本。实现沉积过程的稳定性和界面的稳定性是开发“无负极结构”钠电池技术的关键。为了高效平整沉积钠离子，团队设计电解液、界面结构和组分，找到最佳匹配方式，填补该领域的研究空白。
王飞说，我国科技创新进入深水区，亟需突破传统改良路径，构建”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基础研究要与市场需求高效衔接。加之投资机构越发关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愿意陪伴科技成果孵化、成长。科研人员和投资机构双向奔赴，让科研成果突破“实验室围墙”。
基于这些判断，2023年王飞成立江苏隐功科技有限公司，推动“无负极结构”钠电池技术产业化。实验成果从复旦大学实验室产出，科技成果转移由复旦大学科研院推进，投资人是复旦大学校友，“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与复旦大学的联系是千丝万缕。”王飞介绍，目前早期产品已定型，团队正与客户测试，提高钠电池场景匹配度，计划今年实现批量销售。
放射治疗是中晚期宫颈癌的主要治疗手段，但放射性直肠损伤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此前并无有效解决方案。2015年，第一款PEG（聚乙二醇）放疗防护水凝胶在美国成功获批上市，作为一种新型的放疗防护生物材料，它可在肿瘤与直肠间建立隔离区，达到良好的防护效果。
为了搭建起我国医用水凝胶技术平台，上海瑞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突破材料技术难题，开发出用于宫颈癌放疗防护的水凝胶，填补国内放疗防护领域的空白。“我们在研究生阶段研究医用水凝胶时偏向于基础学术研究，也没想过产业化，更多是想发论文和毕业。”毕业后在跨国企业积累了管理经验的复旦校友潘震萌生创业想法，“找钱找资源”，2018年创办瑞凝生物，逐步将实验室成果产业化。潘震表示，目前公司还在开发针对前列腺癌、肝癌等水凝胶产品，其中三款产品已进入临床阶段。
科学家要转变观念
从科学家跨界创业者，王飞坦言，科研人员的技能相对单一，而科技成果转化既要保持技术和市场敏感，又要调动各方资源，这种集资源整合、跨界沟通、技术研判与市场洞察于一体的综合能力难以靠单一主体实现，因此必须构建优势互补的团队，专业分工、协同创新。
科技成果转化要经历小试、中试和量产。王飞表示，新型电池技术最终要实现大规模量产，必须开发特殊设备，工艺要配合新型材料和结构，这是实验室所不具备的能力。因此要同更有产业经验的人员合作，调试设备、保持产品一致性、实现规模生产。
潘震同样感慨，生物医药方向的产业化要经历小试定型、中试放大、生物学评价、动物实验、人体临床试验等漫长过程，开发一款宫颈癌放疗防护水凝胶历时八年。创业八年，潘震越发觉得，实验室成果的产业化落地并非科研的“最后一公里”，高校实验室里的成果只是第一步，距离产业化还有“99公里”，这条路上充满了坑。
科研可以不计成本将研究做到极致，但商业化必须考虑市场接受度。王飞表示，科学家创业必须转变观念，对工艺方案有所取舍，生产为市场所接受的高性价比产品。
“抠门”是做企业的重要品质，潘震表示，做企业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必须慎重决策，为股东创造价值。“企业最核心的使命是创造价值，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大概率是做不好的。”因此不能为了产业化而产业化、开发伪需求产品。要为社会创造真正有价值的产品，而不是科学家“觉得好像有用”。
“创业以后更需要系统学习管理学知识，我们靠实践得来一些知识，后来发现早就有相应的理论，这时候常常有一种顿悟的感觉。”王飞说，与F-LAB成员的交流碰撞有助于加深市场理解，学习管理经验，规避管理风险。“加入到创业生态中，一群人能在市场中走得更远。”
F-LAB为科学家提供“不止于资金”的价值支持，还将通过移动课堂、行业参访、实战路演等形式，推动科技成果高质量高效率产业化，让科技成果产业化之路走得更稳、更远。
“F-LAB平台可以给我们更多和复旦校友沟通、接触优秀科技成果、寻求产业合作的机会。我们也知道，早期项目要走到后期阶段非常不容易，我们也希望用我们的创业经验为早期项目提供帮助。”潘震表示，希望F-LAB是梦想起飞的地方，从这里走出头牌项目、爆款项目。
金力表示，“我们希望F-LAB不仅能培养一批成功企业，更能探索出可复制的 ‘高校科创模式’，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复旦方案。”
“去年整体看来，投早投小趋势明显，投资频次虽然受宏观环境影响整体有所下降，但本土投资力量不断增强。”在4月23日举行的2025上海科创森林大会上，加冕科技CEO、张通社创始人郑小辉在接受澎湃科技（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彰显耐心资本特点的国资力量，正在成为上海科创投融资体系中的重要支撑力量。
加冕科技CEO、张通社创始人郑小辉 图源：张通社
当日，由张通社、加冕研究院共同编著的《科创申城・2024上海科技企业投融资生态报告》正式对外发布，报告通过对近千起融资事件的深度分析，揭示上海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定位与创新动能。
郑小辉介绍说，2024年上海科技企业全年共发生融资事件997起，占全国的13.2%，位于全国第一位，稳居国内科创融资“头部方阵”，高于北京、深圳等地。从金额来看，上海披露融资总金额达966.38亿元，占全国的15.4%。
报告披露，在整体规模收缩的背景下，上海科创企业单笔融资金额实现连续三年递增，2024年达2.33亿元（三年CAGR9.1%)，这种“量减质升”的资本流动特征，揭示出投融资市场从“广撒网”到“深挖潜”的范式转移，具备底层技术突破能力的企业正在形成“确定性溢价”，竞争力不足的企业则加速出清，这也侧面印证了上海科创企业质量的分化与提升。
从融资轮次来看，早期融资（天使轮、A轮）占66%，同比提高了14个百分点，其中天使轮285起、A轮370起，资本正在为源头创新“输血”。
报告认为，2024年上海融资呈现鲜明的硬科技属性，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合计融资560起，占总融资事件的56.2%，较2023年提升2.8个百分点。报告分析认为，资本正加速布局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未来赛道，同时资本向头部企业集中，加速布局半导体设备、精密仪器等国产替代赛道。
生物医药领域，2024年融资事件为221起，基本与2023年持平。细分领域整体呈“创新突围、务实转向”特征，其中细胞治疗、重组蛋白、化学制药、合成生物、医用耗材、护理康复等领域融资增长，基因技术、医用机器人、智慧医疗类融资减少。
集成电路领域2024年融资事件为155起，较2023年下降19起。就已披露事件来看，2024年上海集成电路融资中，45%为亿元级事件，55%为千万元级事件，和2023年相比，亿元级事件占比略有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领域大幅增长，融资事件从2023年的157起增至184起（+17.2%），首次超过集成电路。其中，AI大模型赛道融资增长明显，融资事件从12起增至24起，覆盖了从技术层到应用层全链条。MinMax、阶跃星辰、无问芯穹等头部企业完成大额融资，加速多模态大模型商业化落地。
另外，报告显示，2024年参与上海企业投融资的国资、民营与产业资本三类主体合计1376家。国资机构在2024年逆势扩张，参投事件占比达34.2%，未来产业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聚焦“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天使轮参与度从4.2%激增至13.5%。民营机构则以70.6%的参投事件占比仍是市场主力，在AI、生物医药等早期项目中贡献超六成融资，体现“政策引导+市场主导”的生态平衡。
张科垚坤基金执行董事顾民强认为，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实现“投早、投小”，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投资方也需要在产品创新规划上带来新的转变。另外，“耐心资本”强调的不仅是资本的耐心，创业企业也应具备长期主义的心态。他指出，过去融资环境相对宽松，导致部分企业在缺乏核心能力的情况下快速扩张，忽视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然而，未来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核心能力的竞争。
·如果无法获得大公司的战略投资，初创公司的生存将面临困难。未来能持续发展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公司可能不到10家。
从去年以来，具身智能（Embodied Intelligence）是继大模型之后人工智能行业内讨论热度较高的议题，在投资圈也是趋之若鹜。
大家对具身智能的前景充满期待，但深入产业观察，理想和现实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一位参与了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的科技投资人日前在接受澎湃科技（www.thepaper.cn）采访时直言，80%的投资人其实看不懂什么是具身智能，但行业发展趋势倒逼投资人理解“具身智能”这一概念。 透过行业火爆的现象，可以看到很多硬核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譬如硬件同质化严重，具备真正的“可用性”的具身智能非常少。
特斯拉Optimus机器人演示。
近期，总部位于伦敦的人工智能投资公司 Air Street Capital 发布了最新的人工智能状况报告“The State of AI 2024”，报告对2025年做出十大预测，其中指出，由于难以实现产品市场契合，市场对人形机器人的投资水平将下降。
投资人的热情与纠结
什么是具身智能？北京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总经理熊友军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具身智能与机器人之间的关联。他说，“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结合的产物，它是‘长了身体的智能’，标志着技术发展的一个巨大进步。”他认为，具身智能能够直接与物理世界进行交互，将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目前业内普遍认为，人形机器人是具身智能落地的最佳硬件载体，持有类似观点的不乏顶级技术专家和科技巨头，包括斯坦福大学教授李飞飞、美国知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英伟达CEO黄仁勋等。
国内资本市场敏锐地捕捉到了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潜在价值，在今年上半年，大量资金涌入这一赛道。譬如成立仅一年的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公司（以下简称“银河通用”）今年获得美团、商汤等知名互联网企业7亿元人民币的天使轮投资后，又获得港投公司的天使+轮次投资。由华为天才少年“稚晖君”创立的智元机器人，在过去一年时间完成七轮融资，估值已达到70亿元。事实上，很多机器人还在用PPT讲融资故事的时候就已经估值过亿。
Figure AI机器人
前述科技投资人指出，目前对于投资人来说，最大的障碍在于很多人其实也看不懂这个赛道，“可能80%的投资人并不理解。”让投资人很纠结的问题是，目前市场上的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硬件同质化严重，很多机器人公司使用的本体和其他组件都来自同一家上游供应商，如谐波减速器和电机等关键零部件，能快速实现组装。“
在硬件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机器人的抓取能力和动作灵活性完全依赖于“大脑”的智能化程度。最终决定机器人能力高低的是依托于软件的智能泛化能力。只有拥有强大的泛化能力，人形机器人才能适应各种任务场景，具备真正的“可用性”。然而，在这位投资人看来，就泛化能力而言，目前还没有哪家机器人公司的具身智能产品可以真正通过商业化的概念验证。
上海市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上海交通大学清源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毅告诉澎湃科技，即便投资市场表面上火热，人形机器人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仔细观察会发现，行业内大多数还停留在“Demo”阶段，能真正落地商用的非常少。
“未来持续发展的具身智能公司或不到10家”
理想画面中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搭载大模型，能够完成端到端的自主学习，掌握工作技能。在工厂的仓库中，机器人可以自由穿梭，精准地挑选、分类和放置物品，高效而准确。但现实与理想还有差距。
刘志毅表示，“现在大部分所谓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对外展示看上去更像一间样板房。”他指出，目前市面上确实能看到特斯拉、Agility、Figure AI等公司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频繁动作，投资界和媒体的讨论也非常多。机器人的动作控制、基础抓取能力以及倒红酒、煎鸡蛋等细分场景的展示，让人眼前一亮。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机器人所做的事情差别不大，缺乏新意。机器人进入工厂工作，在性价比、稳定性和适应复杂环境的能力等方面仍有诸多难题待解。
即便当前许多机器人企业比如智元机器人、特斯拉等在融资后宣布进入小批量量产阶段，但实际来看，大部分量产主要集中在面向科研、高校等研究机构，距离真正的规模化应用仍然遥远。
EX机器人总裁、中国机器人协会副会长李博阳曾表示，机器人公司需要考虑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能做出可批量生产的产品。首先要考虑市场是否真的有需求，如果做的是一个伪需求的项目，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实现批量化生产。
“现在很多机器人企业的产品，在需求场景下还没有达到可用的状态，这意味着它们还没有达到量产的阶段。”李博阳称，无论现在是否真的“百花齐放”，现阶段应先考虑机器人是否可用、能否卖出去，再考虑降成本、批量化生产。
刘志毅向澎湃科技表示，距离理想中的大规模生产、广泛应用阶段还很遥远，保守估计需要5-20年分阶段过渡。“目前这些机器人，无论是轮式、双足还是带有灵巧手的，想要实现大规模生产都非常困难。”他指出，要建立大规模生产的供应链体系，所需资金投入巨大。
刘志毅估计2024年上半年公开表示在做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公司可能已超过70家，但未来能持续发展的可能不到10家。如果无法获得大公司的战略投资，初创公司的生存将面临困难。
前述投资人预计，在理想状态下，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产线实现批量生产大约需要五年，进入家庭市场可能需要十年左右。不过，现实难以预估。“说实话，这个赛道更像是一种信仰投资，你相信即可。”
11月13日，2024澎湃科创先锋大会暨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发展圆桌会议在上海成功举办。本次大会由澎湃新闻主办，南通市科技局、南通报业传媒集团协办，上海临港集团、江苏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特别支持，同时特别鸣谢阳光保险集团的支持。大会以“科创向新，共促提质”为主题，旨在汇聚政府领导、产业领袖、学术专家及科创生态链的知名人物，共同探讨科技创新与产业协同发展的新路径，为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本次圆桌会议环节是大会的一个亮点。在《如何因地制宜实现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圆桌对话中，澎湃新闻科技频道记者张静主持，南通市科学技术局局长、南通创新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吴佳华，南通市数字文化产业园运营总经理、南通游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守群，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曹贤忠，风语筑副总经理张树玉，以及澎湃新闻“理解长三角”专项写作计划项目组作者杨喆等嘉宾，围绕产业协同创新的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他们结合各自领域的实践经验，探讨了如何因地制宜地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
以下是圆桌全文：
张静：数字经济是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数据生产力，南通现在也在建设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培育数字产业，招引人才，在这些年的探索中，南通有没有形成自己的数字经济发展以及跨区域协同的经验？
吴佳华：南通这几年无论是在数字经济，还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兴产业领域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也涌现了一批像中天互联、子规科技、元始天工等数字经济头部企业，以及信息技术头部企业，这得益于南通这几年和上海的跨区域在产业和科技层面协同的成效。
以上海静安区为例，上海静安区和南通主城崇川区有非常深度的长期战略合作，2010年时还叫闸北区，崇川区开展了共建产业载体科技园区，在科技创新、产业导入、人才培养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全面合作，经过十几年发展，无论是南通还是上海静安区都获得了共赢局面，尤其在产业层面，打造了一个高水平的科技园区“市北高新区”，我曾经在那里工作过，风语筑也是在市北高新区非常好的文化企业，正是由于我们和静安长期的跨区域合作，使得南通有很多落地的产业和科技企业，特别是集成电路、生命科技、数字经济，包括非常优质的通用人工智能公司，我们南通也有一大批这样的公司，很多是来自上海的。对于科技公司来讲，初创级科创公司的成本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商业成本、商务成本、创业成本相比南通是偏高的，南通紧邻上海，在上海的一小时都市圈范围之内，南通政府为我们早期的科技创业者提供了非常好的扶持政策，包括创业场所的要素配套，我们给予科技人才奖励，使得很多初创型企业可以在南通极大降低成本。
比如以前在上海漕河泾、张江、静安的市北高新一开始注册成立的公司，在上海除了保留一部分高端的研发窗口，生产制造放在南通，两地协同发展，比如南通有一家科技企业叫百优达生命，它是目前国内第一个可以做人造主动脉大血管的，它的研发还在张江，但现在产能放在了南通，既解决了企业在张江拿不到土地、缺乏产业载体的痛点，同时高端研发仍然保留在张江。
还有一个企业是科创板上市公司，是信息技术、集成电路的国内头部企业，叫帝奥微电子，它的研发载体在闵行科技园，量产、测试、产能在南通创新区。研发在上海，生产在南通。这几年南通的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等相对前沿的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这得益于南通和上海长期、高频次的跨区域创新协同和产业协同。
张静：徐总也曾经在上海工作，后来回到南通创业，现在是南通数字文化产业负责人，也在园区内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站在创业者的角度，徐总在数字产业文化上的工作重心是什么？企业和园区在发展过程中跟上海的产业、资本有哪些联动？
徐守群：提到南通数字文化产业园，我们在2022年的8月26日被授牌，2023年的5月12日正式成立，到今天刚好正式运营一年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得到了南通市、崇川区以及港闸经济开发区三级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也让我们感受到南通对于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以及科技创新新业态上的巨大支持和期待，园区主要围绕引进来、建生态和走出去三方面工作。
“引进来”是招引优质的数字文化企业落户南通，南通政府提供了非常优惠的产业扶持政策，产业园提供拎包入住等支持，我现在变成了南通的招商人，也是以商招商的代表，让更多人认识南通，认识南通首席服务员的制度，了解南通营商环境。“建生态”指的是我们一直以来在招引数字文化的企业，也在发掘和发育本土企业，加强企业间的协作，共同发展。这个月，南通市崇川区的文化产业协会成立，我们也是发起人之一，我们希望多种形式加强企业间的交流，加强企业和行业间的交流，加强跨区域间的协作，共同助力产业发展。“走出去”，数字文化产业区一直在努力参与和承办数字文化对外的招商推介会，我们也在加强跟行业协会沟通，和各地的南通商会加强交流，让全国各地更多企业看到南通的诚意，感受到南通这些年的变化，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年轻人落户南通。
南通作为一个教育强市，很多在外的南通年轻人跟我的经历差不多，走出去读书，在外工作。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工作，也就职过两家上海头部的互联网企业。2017年回南通创业，当时巧合的是2021年我的一家公司被上海的头部企业收购了，所以我们特别期待和无限希望南通有非常好的发展，我之前很想回南通工作，只是那时候没有找到合适的企业，但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新的业态变化，从数字文化产业园成立到落户南通，也带动了很多企业跟上海的企业进行交流，侧面推进了跨区域协同发展，促进了合作，应该说我们也是在践行着跨区域协同发展的努力方向，在资本等方面也在推进跟上海的一家头部上市企业合作，希望能够落成南通首只数字基金，构建共同生态，支持企业发展。
张静：南通现在也亮出了“北上海、新苏南”的发展定位，在积极融入上海，不光是交通建设，也包括产业交流越来越密切，比如南通也在上海创办了很多科创飞地。曹教授，像这样一些区域协同发展，对南通和上海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
曹贤忠：我也在跟踪做长三角一体化和城市与城市协同发展的研究，刚才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在上海的周边有这样一个沪苏和上海不断融入的大背景，从整体的角度来讲，说明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后，各个城市和龙头城市之间的合作或者一体化合作水平在战略政策的实施下得到了非常好的交流。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是产业联系了以后，有利于打造整个长三角世界级产业集群。上海目前正在推进五个中心的建设，不管是从产业链、创新链还是价值链的角度来看，它需要其他城市来给它提供延展。反过来，从南通的角度来讲，就像刚才吴局长提到的人才飞地或者创新飞地的概念和模式，需要上海的高端科创资源或者高端人才，甚至一些市场能够为南通的一些经济发展赋能。所以从双方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是互惠互利的，有利于两者其他方面的交流。
从学科的理论上来讲，一个大城市的周边，特别是中心城市的周边需要有转化或者各种生产能力的城市和它在一起协作，有利于产业向外转移，有利于双方之间的产业链合作，对于二者之间总体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南通和上海从地理距离来说是隔江的，但跨江发展和实现跨区域的飞地或建设产业开发区，还是有共建性的。
张静：我看到风语筑拿下了各地的文旅数字化转型项目，请问张总，你们在项目的摸索中有没有探索出一些技术或者产业协同上的共性经验，来实现更好的数字化体验？
张树玉：我看了一下今天协同的概念，风语筑应该是咱们这次圆桌里面企业的代表，今年是风语筑成立第21年，我们一直在做各个产业协同的转型，很多人最早风语筑是从设计领先、跨界总包的理念开始。其实我们跟南通有非常多的渊源，我也问了我们的团队数据小伙伴，其实我们给南通做了大概9、10个各主题的展馆。我们公司的发家是从城市规划馆开始，所以我们面对的甲方大部分是城规的领导，但在2017年上市上交所主板之后，上市公司要讲故事的时候需要有各个相关的赛道，所以我们其实也在这三到五年发展我们的文旅产业，在发展文旅产业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必须是一个内容生态协同发展，比如说我们在发展新文旅赛道的同时，我们大概有三个方向。
第一个是方向是城市更新，典型的案例就是今年十一的时候我们在合肥开了一个合肥城市记忆馆，这个项目比较有代表性，因为在城镇化发展的时候，其实原来的这些市政府大楼面临要搬迁去新区，原来在老城区的政府大楼只能做文化和相对文化、科技、公益性的场所，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强项，我们把合肥原来市府大楼改造成了和城市记忆相关的展馆，在十一的时候对外开放，这个项目跟原来做展馆的逻辑不太一样，我们以前做展馆可能是政府的参观为主，但现在更多是帮助政府去to C，让老百姓开放，里面展示的方式、老百姓的参与度和好评度我们是去看一个项目很核心的点，所以我们在这个项目的时候就会发现要讲好城市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像合肥城市记忆馆是从原来的文保建筑，从整个园区的重新规划到要放什么样的内容、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包括帮他们上海引进企业做在地化的运营，全流程的服务拓宽了风语筑原来只做展馆线路站在涉及顶层策划和后期运营这些文旅前后的脉络。
第二个是做很多的数字化升级，比如说公司去年给南京的一个国企景区做了一个赋能，它原来是一个采石场，我们用数字化的手段整体重新打磨过后，它的门票翻了几倍，人数可能翻了10-20倍，我们给整个景区新型的体验方式、增加了老百姓的互动关联度、帮助传统景区的再升级，所以数字化是老百姓非常喜闻乐见的，可以提升景区新的活力。我们也做了衢州天王塔等等的数字化展示。
第三个是跟命题非常契合的，就是我们用艺术家和建筑师的资源，在今年春分的时候，在浙江衢州的龙游县合作，龙游县一直提倡80、90青年计划，核心是诉求很多的80后、90后留在县城发展，我们用建筑师和艺术家的资源把更多的80后、90后带到县城做在地的驻留和项目改造，比如说驿站、厕所、等在龙游湖沿路5公里之外的观景台放置了40个有功能性的艺术装置等，所以也成为今年暑期江浙沪三区的目的地，吸引了很多人对于艺术建筑打卡的大地艺术的探索，我们觉得结合各个地方的特性做好创新协同发展，包括一些资源的整合是文旅接下来开发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张静：理解长三角项目是澎湃新闻2024年重点推出的区域观察计划，杨老师是计划的主笔，您在深入探访和分析这么多长三角城市之后，对南通产业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杨喆：澎湃新闻跟南通的缘分远不止于理解长三角栏目，2020年南通GDP首次迈入万亿，成为江苏省第四座万亿之城，去年我们在《市委书记访谈录》的专访中有幸专访了南通的吴书记，当时我记得吴书记在专访中用了大篇幅为我们详细描绘了长江口产业协同创新区战略从出炉到落地的详细过程，这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曾经在苏州工作过的干部，以苏州的经验看今日的南通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思考。
去年我又有幸去南通实地采访，我深刻感觉到南通的发展底气的确来源于产业，南通的厚积薄发、迈入万亿之城靠的是对实业长期的投入。我个人感觉，南通的产业发展有三个鲜明特点。
第一个特点，南通的产业基础非常好，肯定归功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在南通的发源，给南通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第二个特点，南通所辖的各个区县呈现出非常蓬勃向上的竞争姿态。
第三个特点，南通产业亮点非常突出，产业发展比较平衡，南通下辖的7个县区市全省跻身于全国百强县，在全国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区域经济现象。南通的产业发展与江苏的苏州、上海形成了深度嵌套，而不是我们觉得在大城市边只能承接大城市淘汰的落后产能，所以这一点导致南通在跟苏州、上海左右逢源的互动中，更好地进行产业链的深度协作。
第四个特点，刚才吴局和曹教授都提到有科创飞地的模式，现在很多城市都在上海建立科创飞地，但我上一次去的是启东，现在因为有高速公路，日后还有高铁，启东距离上海在交通的通达度上更加便捷，我的观察是很多企业在启东建立了研发分中心，甚至有企业、初创型企业把主要研发团队放在那里，一是有创业成本方面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对于人才、企业家悉心培养，能够吸引最重要的核心因素。
基于以上几点的观察，未来的南通一定会在沿海向北以及沿扬向西的过程中发挥支点的作用、辐射带动的作用，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支点。
张静：南通有几张产业名片，包括家访、建筑，现在要大力培育未来产业和数字产业，南通如何把握这一轮科技发展的机遇，怎么样把人才聚到南通，靠创新突破？
吴佳华：正如刚才杨喆老师讲到的，南通靠制造业起家，也是靠制造业立市的城市，我们的产业基础非常扎实，2020年进入万亿城市俱乐部以后，整个经济发展的形势非常好，今年有一些数据，今年的经济增长在整个万亿城市当中保持前列，在工业的增长超过两位数，在江苏是很少见的，说明我们的产业姿态非常好。
刚才也提到下一个万亿在哪里？市委市政府很明确提出来我们的下一个万亿在创新，依靠创新，尤其是以长江口协同创新的战略性举措，打通上海、苏州和南通的跨区域协同创新，特别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培育，我们做了很大的规划。前一段时间南通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布了《南通加快培育未来产业实施意见》，在实施意见里提出六大未来产业方向，未来海洋、未来空天、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通讯、未来健康，六大未来是南通布局“十五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的战略性规划。
除了明确了六大未来产业的赛道，我们也借力智库，我们明确了很多细分的未来产业培育领域，比如深远海装备、低空经济、高端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合成生物、高端创新机械领域，我们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细分赛道以及优厚的政策，昨天市长办公会也在专题讨论南通支持通用人工智能的支持意见，上海算力资源目前相对比较紧，所以上海很多大模型公司包括垂直模型的领军企业也在向周边要算力，南通正在组建以AI为生态的算力平台，集聚一批人工智能企业。
从科技部门角度来讲，我们感觉在推动新一轮的发展，尤其是向下一个万亿迈进，按照三中全会的改革创新精神，特别是对于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的精神，我们也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设想和做法。
第一个方面，最近鲜明地提出要推动科技政策的转型或者科技资金化转型，这一点也是跟上海学的，上海市科委也发布了一个产业基金，科技部门作为政府传统的科技业务职能部门，在新发展的周期当中它的定位应该更为战略一点，更重要的是担当好政府发展智库的功能，推动科技计划资金向市场化的转型，推动传统财政拨付的手段，类似于上海宝山的方式，财政资金的资本化转型是未来地方政府支持地方经济发展重要的趋势。
第二个方面，最近正在擘画南通培育科技创新型特色园区，这是我们跟上海张江学的，我们感觉到上海的张江是全国科技创新的高地，有很多的特色园区，像细胞基因、人工智能、机器人、集成电路、IC设计、生命科技，它有非常精准化细分的赛道，南通虽然六大产业的基础很大，但总体上产业的标识度不够鲜明，特别是和张江、苏州先进地区比，我们产业的IP还不够凸显，我们在新兴赛道领域里目前的后劲还不足，所以我们提出了三年行动计划，把南通的17个省级以上的开发园区，每个园区围绕着一个主导产业、未来产业、新兴产业，打造一批有产业标签、鲜明产业标识度的园区，形成科创生态。
第三个方面，推动产业投资的垂直化转型，各级地方政府有很多产业基金，特别是上海，上海的招商就是投资招商，特别是张江的基金打法非常活跃，南通同样如此，南通有很多产业基金，推动产业布局，我们感觉在未来产业的布局上更多是做垂直领域的布局，简单来讲就是对产业链做整合，原来我们是发散开来投资或者什么赚钱投什么，现在我们感觉生态的打造比单纯的招商引资更重要，产业基金的投资、地方政府的产业基金布局应该更多在垂直领域布局，有助于产业生态的打造。
第四个方面，我们最近也提出还是要围绕着创新平台的市场化转型，南通和上海地缘相近，南通又有大量人才在上海，因为我们的基础教育非常好，南通和上海高校的合作非常紧密，可以说绝大多数的重点高校我们都共建了科技创新平台，比如和上海交大建立了研究院，我们还和华东理工建立新材料研究平台，我们有一大批功能型的科技创新平台，这些平台这两年在推动两地合作、产业发展、人才集聚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感觉原来的创新平台还呈现一种计划式或者行政式推动资源配置，未来还是要向张江的平台转型，更多是市场化的转型，推动市场资源的配置，推动创新平台的效率，包括中科院系统、高水平大学，我们正在谈合作。
最后一个方面，我们特别提出要向上海学习，向上海的优秀园区学习，我们提出科技招商的专业化，今天有很多园区的同事也做了一些南通园区的分享，要培养一支懂产业、懂投资的专业化队伍，以前招商可能是资源招商、朋友招商，已经不太适应现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了，我们感觉张江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是专业化的招商水平，所以我们正在和上海的园区板块有一些密切的互动，我们希望学习优秀的经验，为南通的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提供好的赋能。
张静：吴局长从产业、基金、生态、园区、创新平台各个方面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行动计划。徐总，从您的创业经历来看，跨区域协同的过程中有哪些关键节点需要打通？上海、苏州的哪些优质资源可以导入南通，哪些项目可以跟所在的园区合作，行程上下游集聚？
徐守群：人才的流通和协作是关键点，我们这几年陪同南通的领导拜访过上海的头部企业，很多上海企业对于项目的板块能不能落到南通、能不能跟南通实现城市间优势的互补、协同发展，还是蛮感兴趣的，但也有蛮多人对于南通是不是有足够的技术人才支持这个产业的发展有一些顾虑。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企业发展中也是一样，核心技术人才在南通还是存在一定难度，我们觉得整个创新发展的新行业，人才还是第一生产力，需要有足够的人才支撑。交通让人才的流通变得越来越便捷，我们希望能够出台对于年轻人的政策，响应行业高端人才的特殊需求，解决人才流通的顾虑。
刚才吴局也说到有些科创飞地和新业态的合作方式，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能够让我们在产业合作、产业扶持上有新的方式，我们也期待南通能够重点引进一批技术人才，引进一批技术领军人才，能够通过他们带动南通的技术人才的能力提升，提升这个城市的技术竞争力。
在资源导入和项目合作上，我们特别期待能够依托上海、苏州和南通不同的产业优势和城市特色，呈现上下游分工，形成城市间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新格局。比如年轻人感兴趣的电竞产业，上海聚集了中国电竞战队和衍生的上下游产业，南通有着非常好的区位优势，可以为赛事的培训、选拔等一系列提供产业协作，南通作为基础教育强市，我们的大中专院校也特别强，我们有很多基础技术人才，这批技术人才稍加培养就可以为上海、苏州文化内容的生产企业提供产业协助，空间特别大，也给我们留下了蛮多机会。
南通的数字文化产业园聚焦人工智能、数字装备、数字影视、电子竞技、动漫游戏等新业态，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自身，因为我们本身作为一个企业运营、一个政府园区，我们一直借助企业以及股东方给予我们在这个行业经营多年的行业资源，导入更多资源到南通，能够有更多的产业形成协作，从而推动南通新业态行业生态形成，能够形成一个完整产业上下游，推动跟不同城市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跨区域协作，我们也希望能够响应刚才吴局说的，打造南通数字文化产业的行业名片，更好地跟长三角城市合作。
张静：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近年来相关企业以上海为总部，不断向周边区域扩大自己的业务版图，曹教授，在您看来，长三角城市群如何在因地制宜的情况下加强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既可以体现区域的鲜明特色，又可以在产业协同中发挥新质生产力？
曹贤忠：长三角一体化走深走实，最核心的是合作双方，说直接一点就是利益协调机制建立的问题，以及合作双方的分工问题，刚才徐总也提到了产业链分工问题，也就是一定要回答机制的问题。另外，长三角的产业发展共同体、大的产业集群，这里面到底是谁在里面发挥作用或者是当作一个抓手来推动它？除了我们讲的科创飞地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进一步推动？是不是可以发挥过去已经有作用的但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的机构，像商会、产业联盟、创新联合体，以及我们今天所在的G60科创走廊，现在沿线的9个城市里最重要的协调机制就是通过各个行业里的产业技术联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每个地方都在讲产业创新，每个地方都在大量投入。在一盘棋考虑时，我们发现整个长三角地区存在一定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问题，我们就要想过去我们一直在提如何资源共建共享，到了今天要让它再进一步深化，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机制让每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或者是一些大的科学装置、资源平台进行相互的有条件开放、共享，缓解每个地方过分投入但又可以共享到成果的问题。
刚才提到抓手，除了商会以外，还有开发区往外走的共建，我觉得现在进入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过去因为科研环节不产生任何跟政府的关联，2020年以来飞地发展三四年又过去了，又到可以转化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安徽省在上海设立了一块园区，也不叫飞地，这个模式还是值得其他省市在上海进行合作，它就是把孵化的产业或者孵化的产品就地转化，转化完了以后为当地提供一些人才的信息、项目的信息或者商务会客厅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双方达到了共赢，有利于合作走深走实。
最后一点是人才的问题，现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在人才的标准上，不仅是流动不合理的问题，标准的制定上也是有差异的，不管是到了上海，还是再往外走，职称的评审、认定和标准上面，企业在不同的政府之间进行流动过程当中，可能是不一样的，甚至有的待遇反差比较大，我觉得这不利于一体化纵深推进，除了一些具体产业领域的深入对接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标准上的对接？这样有利于长三角地区不同城市的一体化走深走实。
张静：张总，你们在开展数字文化产业业务时，有没有感受到行业内还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做得更好的，你们有哪些切身的感受？
张树玉：我们现在提科创文旅2.0这个点的时候，我觉得有三个可以跟南通未来开发文旅上面可以有借鉴的地方。
第一个是创新，我们在这几年做新文旅的时候发现各个地方的厂房改造，因为南通应该也有非常多的工业发展下来的厂房面临改造或者整个搬迁的可能性，我们在做天水工业园区改造的时候，它原来是长城控制电器厂，整个厂房搬迁之后，我们基于原来的厂房做了整体重新的规划，把它变成了一个对市民开放、又能讲好工业故事的博物馆加美术馆、剧院、城市集市功能的片区功能。包括跟淮北老的电厂改造，电厂搬迁之后变成了一个年轻人或者带小朋友周末去的地方，这样一个厂房的改造可能是未来我们在做文旅2.0创新的创新模式。
第二个是生态，我们2018年在杭州桐庐自投做过一个文创综合体，这个里面把运营带进去了，在做前期运营前置的时候会去目标锚定上海周边或者桐庐周边三个小时开车可以到达的地方，南通也是在上海周边开车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我们结合乡村旅游的一些文旅创新和生态的集群，可以和相对头部的公司可以做很多的东西，比如说综艺开发、企业会议空间、设计师民宿、网红爆款书店等等去组团引流。
第三个是爆款IP，我们这几年和央视的《典籍里的中国》《非遗里的中国》合作，其实有非常多的素材，在综艺里面呈现是比较局限的，我们用老百姓更喜闻乐见的互动方式把综艺和节目放在了线下，在线下做集体化、主题化的展示，也变成了一个文旅消费的目的地。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梦回圆明园》MR行进式大空间的探索，其实这样的内容定制开发也已经跟山西的文旅、鄂尔多斯的工业以及跟丽江的白沙古镇做了一个文物文旅翻新和沉浸式体验模式，这样的爆款产品和当地的结合，也是一个能够吸引各个地方去新型目的地考察的一个核心内容，所以我觉得未来整个南通数智化文旅2.0可以用这种模式创新加生态以及打造爆款的联合开发的运营，去吸引更多的人对于南通的印象更新或者提高文旅的留客率，我们非常期待未来跟南通做新型数智化文旅开发的可能性。
张静：杨老师，您在理解城市过程中怎么看待长三角之中重构的新势力们？您认为要把握最重要的机遇是什么？
杨喆：对于环沪城市来说，与上海的高校有序对接不单单局限于资源要素的单向流动，而应该在更广的领域通过合作交流实现互利共赢，所以对于环沪城市来说，与上海接壤，有地缘优势的城市应该加速构建自身有序高效的创新协同体系，实现城市能级的提升。
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是，对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而言，并不局限于或者并不完全等同于接轨上海的一体化，所以很多城市在顶层设计、制度架构中可能只考虑到了接轨上海，而没有考虑到与更多城市有合作和互利共赢，所以从城市群的角度来看，城市群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尺度，它对于都市圈的尺度来说，如果想实现一体化还是有一定困难和难度的，毕竟涉及跨省协调制度上的障碍。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环沪城市和长三角城市来说，在接轨上海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与其他更多城市有序对接，所以就提到了南通的战略和打法，一是想办法突破长江天堑，在交通近来方面不断发力。另一方面，不只是深入对接上海，也把目标放到了苏南、苏州，在长江口协同创新区中也有提及，这是共同互动的故事。
回到主持人问题，对于环沪城市来说，现在要把握最重要的战略机遇是什么？最重要的战略机遇就是在接轨上海的同时融入更广范围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从之前依附上海变成更多城市融入上海的桥头堡，助推整个长三角大市场的建设。
